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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然草 詹妮斯-乔普林冥诞祭(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1月15日13:34 东方早报
徒然草詹妮斯-乔普林冥诞祭(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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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9日是嬉皮摇滚女伶詹妮斯-乔普林(JanisJoplin)冥诞,她生于1943年,死于1970年。今年《滚石》评出“史上最伟大50名摇滚音乐家”,乔普林名列46,而居其前的女性也不过仅艾瑞莎-弗兰克林与麦当娜两位。

  年初,“The Criterion Collection”系列推出三张一套的DVD《蒙特立音乐节全记录》;近日则有鲍勃-史密顿执导的《节日快车》出片,呈出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一众嬉皮摇
滚圣人搭火车横贯加拿大巡演的情形。这两部纪录片中,乔普林的片段令人窒息。她把自己打扮成一把婀娜的提琴,然后像被谁投进火里,尖鸣时,弦一根根地崩断。

  嬉皮年代,台下飞扬的花瓣,青年用彩笔描在脸上的花瓣,那些迷幻美学衣饰上用尽一切颜色的花瓣,在虚假的盛开里一一凋谢。当乔普林哮喘般发音,痉挛那一头麻色的长发,用尖尖的高跟鞋底跺响舞台之后,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圣母像醉狗一样死在27岁。总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会被围住他的众多现实主义者活活打死;一个所有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的时代会被围住它的众多现实主义时代活活打死。

  伍德斯托克的泥浆被盛入安迪.沃霍的锡皮罐头里,在超级市场里出售;蒙特立的花瓣被华尔街的操盘手制成标本,一年比一年更薄脆。群居公社里少年们无数高潮的成吨汗水,据说,已因被投进艾滋病和威而刚的药片变了味道;插进警察枪管里的花枝,据说,已和子弹一起飞出,误杀了除敌人之外的一切旁观者;乔普林、基姆-莫里森和基米.亨德里克斯的摇滚乐,据说,已成为“应被彻底怀疑和彻底革命的经典”。

  佩蒂-史密斯,另一位目光坚毅的女歌者,在演出结束时用手指将吉他弦一根根扯断,缓缓地微笑着。而音乐结束时,乔普林却俯下身,拾起唱歌时掉在台上的手链。

  然后蹦蹦跳跳地,像只小鸟,扑进台边一位不知是谁的男子的怀里。

  用玫瑰枝挡住枪火

  1943年11月19日,乔普林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PortArthur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全名是詹妮斯-莱恩-乔普林。PortArthur是美国南方一座产石油的工业小镇,蓄奴时代的布鲁斯谣曲漾在空气里,远未散去。家屋僻远,她小时没有什么玩伴,终日奉父母意关在房间里学习绘画和钢琴,看窗户外有鸟飞过,她想,那是个大世界。

  学校生活为她一生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她被同学们排斥,由于天生的丑面孔、粗矮的体格和糟糕的肤色而遭到取笑,成为笑料的事固然令她惶恐,但她是如何希望能够成为身旁的人中的一员啊,为此甚至不惜与别人一同来取笑自己,得来的则是加倍的不屑———以受难者的身份来嘲笑苦难,这样的事一直延续到她上大学时。她就读于德克萨斯综合大学,那里,她为了得到别人的欢喜,告诉自己做一个女人并没什么好,于是喝酒、说粗口、像男人一样穿着。她以为这样,别人会想她是顽皮而有趣的,却成为小丑,被同学们戏称为“校园最丑陋的男人”。

  与佩蒂.史密斯或小野洋子不同,乔普林骨子里没有男性的一面,在传统价值观里,她不要权力,不愿俯瞰这个世界,也不想连在镜子里见到的都是一张严肃的脸,她不想握枪,觉得裙子比裤子好看,也觉得操纵爱人是极无聊的事。她让自己去扮男人,真不知让心挣扎到哪处。

  诉于精神病理学,一个终日被忽视、被轻蔑的人,他对爱的需求会更加强烈,这需求对于那些将爱如拈花般捏弄于指尖的人来说,自然显得畸形、古怪。爱,本是你给我、我给你的行为,当没有人给时,只好像摘心饲鹰的佛陀般一味给出去,死而后已。

  乔普林就在这样做,而其中的困怨无望,在歌曲中表现得更为直接贴切。如那首《我需要一个男人去爱我》,她唱:“我需要一个男人去爱我,亲爱的,你可否理解?我要找到这个人,如同要空气一般。我现在就想要,但是,亲爱的,此刻围绕我的,仍是这恒久的孤独,我环顾四周,依然是一个人都没有。”

  这孤苦而自欺的爱,是乔普林的,也是嬉皮的。想起那个时代的座右铭:“只要做爱,不要作战。”想起那个时代青年公社里群奸群宿的热闹场景。爱所有人,爱越共和那里自焚的僧人,爱西非原始部落里母系氏族的酋长,爱印度的西塔琴和自埋后被人们忘记的瑜珈高手,爱列宁的街垒和古巴的游击,爱男人和女人,爱士兵和警察。爱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利器,于是玫瑰的枝可以挡住枪火,交媾的场景描绘出盛世图画。

  在活着的最后一年里,乔普林每夜都与不同的男人同床,她在对他说我爱你之前,先要确定他将认可明早两人将成陌路的许诺。爱我就跟我一起睡,这是她挥霍名气的方式,也是她报复这世界、这世界中的男人的方式。她在台下一片口哨声里裸露身体,并将她与数百名男子的性爱当作自己在台上演出时自夸的话题,她旺盛的性欲成为迷幻摇滚圈子中的花边头条,直至旧金山某个摇滚酒吧里再没有哪个男子将描述她身体的细节作为炫耀资本。

  我需要一个男人去爱我

  博爱与大同,所谓博爱与所谓大同,是悬于上世纪60年代上方汁水淋漓的海市蜃楼。我们从最为认同这个年代旨意的艺术家的作品中,总能从那片张扬声中隐隐听到其深处什么被拷打的呻吟。以为核裂变可以制造太阳,以为末世后就会迎来天堂,以为抱紧一副更惶恐的胴体就会止住冷汗,多少灵魂高尚的青年,以为自己的爱情如一根火柴般点燃后就会燃尽。在什么爱情都不能得到的时候,胃口却如黑洞的深度般没了止境;在不得被爱时就裸在街上轰鸣作一台欲望机器,那是副倒悬着反哺爱情宗教的妇人身形,是在十字架上淌出淫水的耶稣圣人,是一场虚构于现世浪漫中的皈依与报复。

  其实,看着缺口像被蚕一圈圈吞噬掉的桑叶般的生命,沿着从PortArthur到旧金山的铁路一步步量过来的乔普林,心就渐渐的如枯荣随世的梅花花瓣。1963年,在西海岸的第一次游历中她结识了迷幻摇滚乐队“杰弗逊飞船”的吉他手乔玛.考克恩,她最早的单曲《心之困扰》即是由乔玛来伴奏:吉他浑浊的点弦勾勒出梦游者的呆滞飞起的面容,充斥着迷幻摇滚乐现场演奏时浑然忘我的药物体验。随后,“大兄弟与控股公司”乐队找到她,这支乐队的风格根植于遥远的布鲁斯年代,粗野、纯粹、简单、直接———而这对她那时候未开化、情感过剩的嗓音来说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完美传达手段。那张细心剪辑的现场唱片《廉价刺激》虽以此乐队为署名,却完全可看作是乔普林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昙花之美

  她唏嘘、恸哭、咆哮,那声音,一时像伸舌威胁的蛇,一时像溺水后即将没顶的人;低音是压抑,等待爆发,高音是爆发,等待崩溃;这样的演唱满是女人之味———融着分娩时的极痛与交欢时的极乐。演唱时,她双乳猛烈抖动着、闭目、蓬乱的红发遮住面孔,双手似乎溺水之人般在面前空旷里狂乱地捕抓着什么,这一切使她在传媒里被形容为一个“拒捕的麻风病人”。引发媒体兴趣的远不是音乐本身,而是她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嗜酒如命、男人行事、即时行乐的女子,这一表层之上是她独断专行的生活态度———只要自己心安理得地深陷入比天堂还高的摇滚乐、比地狱还烫的毒品和酒,就会忘记世间的坎坷悲凉,她以一种自戮般的冲动持续着兽性的诚实。自此,她开始学习怎样去欣赏自己,堆建沙堡般不可信任的成就感———关于她所谓的“快乐方式”———那更像是一种自暴自弃、不顾死活、无可救药的崩溃征兆和沉沦实验。

  她从来就不快乐,如她一位性伴所言:“甚至在她看来快乐的时刻她亦是不快乐的。”

  1967年的唱片《廉价刺激》(Cheap Thrills)出版于小唱片公司Mainsrream,因畅销,她迅速被抛入唱片工业的巨磨之中,在经纪人的建议下,她决定离开“大兄弟与控股公司”以个人艺术家的身份发展,很快,她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宇宙布鲁斯”,并在1969年发行了专辑《妈妈,我又让他们伤心了!》(I Got DemOiKozmic Blues Again Mama!),这张唱片取得了她最好的商业销量:歌曲频频上榜并占尽了电台的热曲节目,不可停歇的频繁巡演成为她临死前两年的主要生活方式。

  《妈妈,我又让他们伤心了!》是乔普林绝对意义上的唯一一张个人专辑。1970年,她新组了乐队“全力抨击摇摆”并开始录制新唱片《珍珠》(Pearl),专辑尚未完成后期时,她于好莱坞的LandMark旅馆死于吸食海洛因过量,时间是那年的10月4日。

  据说,她那时心情不错,正与一位大学生正陷入热恋,并开始筹备结婚。若说她的心是一个口袋,里面只有一个不可愈合的血淋淋的裂口,任何东西都会滑落。关于她死亡的法院文书里,说那是一次意外,而多数意外却皆有预谋。曾有一位是她乐迷的医生劝她演唱时不要那样费尽声线,否则嗓子会早早坏掉,又怎知她要快快耗尽的哪止声线———她这种花,出芽、长大,绽开后用来张扬的,不过是那凋谢一刻的美。这位大学生,应在爱人的遗像边摆一盆昙花。

  链接 莫里森与霍立戴:乔普林的双面

  我爱你们,我要同台下所有的男人做爱。

  ———詹妮斯.乔普林

  在上世纪60年代里纵情于嬉皮运动的青年,大致上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鲍勃-迪伦和琼-贝茨那样负上十字架前行的抗议者。他们表情严肃、肌肉紧张、消瘦、积极、自律、紧握着拳头,终日谈论着政治和革命,相信改良和进步,相信他们已将建成乌托邦的砖头握在手里。而第二类,如乔普林和基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则在白日梦里狂欢嚣叫,与其说告知众人毋宁说告知自己:现在就是乌托邦———因为他们确信乌托邦永无来临之日,不如在这捏造的皂泡中燃尽青春。

  对酒神掌印的摇滚乐来说,第二类人更为地道。无论死于自杀、疾病还是事故,他们生前早已在歌颂死亡来临时的那一刻。他们否认信仰、鄙视道德,却如最好的诗人般赞誉着昙花的美处;他们当然消极,却同时兴奋地向人类不断加固、增高的文明之柱狠狠唾去。通过音乐和生活方式,他们揭示出现世处境中坍塌的一面。当表达成为纯粹的释放,在绝对自私的层面上,他们挽救了自己为人的尊严。

  与莫里森不同,乔普林不是诗人,她不理睬远近处,是否张合着一座知觉之门。她不意象、不象征、懒得把心在显微镜下切片,她不是艺术家,她是一个丰满、性欲旺盛的女人。莫里森在无尽的诗意和幻臆中承受破灭之苦,他一定寻找过却终没有找到继续呼吸的理由,他听从心的安排;乔普林脱光自己,只留下脖子上重重叠叠、长短不一的项链,她当时脸上堆满了毫不羞涩的欢笑,不像莫里森,在痛苦的尖嚎里拽下皮裤拉链,给观众们看偶像的生殖器官。乔普林能够很大声地听到自己肉体的密语,无论是诅咒、揶揄还是诱惑,无论令自己难过、怀疑还是极乐。

  莫里森比乔普林多活了一年。死时,他28岁,她27岁,他死于酒精过量后的浴缸里,她死于海洛因过量后的巡演路上。

  让我抱住你,像光环圈住太阳;让我抱住你,亲爱的,至少在清晨来临前。

  ———詹妮斯.乔普林

  可能,乔普林与比莉-霍立戴(BillieHoliday)有更多可比性:都是命运凄楚的女歌者,演唱风格皆可追溯至贝茜-史密斯式的悲怆蓝调,一生里,她们谁也没有找到一个愿意爱自己并承担责任的男人,都是烈酒和海洛因的信徒,并死在这上面。而这两个女人甚为相同的两点,那就是一世的孤独与自卑的心。

  那是放弃并不信任一切的自卑,是不染于污泥却也不屑于清高作态的荷的自卑,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自卑,是凤凰振翅在云际烧起自焚的火,却放弃了涅?本能的自卑。

  霍立戴唱的歌中,心是死掉的。那些爱情的颂曲被她唱得像哀乐,那是无论怎样也高兴不起来的人的歌声,这样的人活着永远是在承受,抚摸与反刍苦难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

  而乔普林是在掩饰,她的声嘶力竭,她的歇斯底里,以及在台上难看的、痉挛般的舞步,全部是在制造着兴奋的假象。她不似霍立戴,不愿意借音乐乞怜般把内心的苦倾出来,她拒绝沟通,因为她一早就绝望了人与人间相互了解的可能,所以她把每首歌都变成一场洪水,摧毁一切建筑,再把废墟淹没,最后让自己的心成了一派浊浪的汪洋,没有鸟,没有树,没有挪亚方舟,只有狂水与青天在肆意彰显性欲,而天连不住水,水够不着天,体液在干涸,终不过一片沉沉死气。

  而两人自卑的根源并不相似,但都是女人的命运。肤色、家庭和不能再悲惨的少年生活使霍立戴始终觉得自己就似荒原中的一棵枯草,在秋末,怎样也不会萌出绿色来,她俯首于当时社会所定义她的“黑人歌女”的身份,以为哭一哭就可以安身立命。

  乔普林则从少年时候就因外貌丑陋而被人嘲笑,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软弱而彬彬有礼的人,她甚至去附和那些拿她外貌开玩笑的家伙,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善意、更合群一些,她不想孤独一个。而自尊总是在作祟的,对身边这一切的敌视与嘲弄,她又怎能不生出恨来,这恨珊瑚礁般慢慢生长为将她陷于囹圄的高墙。恰又有嬉皮运动中看似天堂大门般明亮的炙火,她就干脆幻为飞蛾罢。文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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