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购物指南：《二十四城记》的伤逝与颠覆

《二十四城记》导演贾樟柯

　　“在这崇拜黄金的年代，谁还会关心好人？”

　　——这是去年年初在影坛掀起轩然大波的一句话，含泪说出这话的人是贾樟柯，中国艺术片导演的领军人物(不是之一)。此君何出此言？因为张艺谋奢靡阴暗远离现实的商业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霸道无比地挤走了他那部无比关怀现实底层的《三峡好人》的排片率(票房)，所以贾导才因“好人”败给“黄金”的“这年头”而哭唤。但这句话在登报未几却被很多人质疑为碰瓷式的炒作，随后《好人》在票房上的惨败，更证明哭穷历来不是赚钱的硬道理、“艺术片”这一类型的电影产品说到底都只能是一小撮人的消费所趋，无论你想用煽情的方式还是愤青的方式去激昂破壁，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自欺欺人。

　　要不然你就改旗易帜，要不然你就默默坚守。至少，目前，贾樟柯坚守依旧。他的新作《二十四城记》一如既往地动情凝视那些被功利残忍的大时代所遗忘、抛弃乃至狠狠伤害的微渺个体们，他让他们纷纷在电影里缅怀、伤怀、无奈、啜泣，这种作品的哭唤远比作者的哭唤更自然、由衷、有力。作为一部以四川省会成都为真正的主人公的电影，《二十四城记》继在戛纳电影节上赈灾募捐后，又于“归国”后迅速在上海、广州和北京举办了募捐首映，每场总共三两万的售票捐款在以票房论成败的平素或许微不足道，甚至寒碜，但这一次，这样的电影终于远离了票房的勾引与束缚，终究显出了本质的价值与力量。贾樟柯亦不用再勉强泛泪，因为天灾反倒证明了“好人”远比“黄金”更可爱、更可贵，好电影也并非只能通过高票房这唯一的评判数据来证明。本报在第一时间为您奉上关于影片的全面评测。

　　从420到24

　　1958年，为“响应”毛泽东三线建设的号召，大约有4000工人从东北沈阳的111兵工厂迁至西南成都之东郊，奋力新建420厂，绝大多数人自此泪别亲眷、背井离乡，在当时的偏远地带扎根落户。上世纪90年代，国家对军工产品的需求大量减少，工厂陷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再就业。2005年，某房地产集团以21.4亿高价买下工厂原址的840亩土地，兴建名为“二十四城”的“高尚楼盘”。据售楼文案称，“二十四城”这个名字取意于古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于是“420”分崩离析，被夷为平地；于是“24”拔地而起，高高在上。

　　《二十四城记》以亦真亦假的伪纪录片形式，采访形形色色的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工人”。所谓真，就是镜头凝视的受访工人有一半是真正的有切身体验的男女“兵工”，他们有的已垂垂老矣、贫病交加，只有在缅怀昔日的辉煌岁月时才会露出难得的却有些与世隔绝的笑，有的至死无法与故土至亲团聚，十年生死两茫茫，有的在下岗后不得不艰辛谋生，只能“不怨天不怨命”，只能以苦为乐、养家糊口；所谓假，是指另一半受访工人由吕丽萍( blog)、陈冲(blog)、陈建斌、赵涛(blog)等专业演员“模拟演绎”，分别扮演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从沈阳和上海等一二线城市迁移至三线边陲的女工，以及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移民第二代，“他(她)们”分别面对镜头追述迁移时的创痛、迁移后的无奈、下一代对大厂的决绝“叛逃”。穿插在这些半真半假的受访者或伤怀难耐或故作平静的追述片段之间的，是大厂车间里枯燥沉闷的劳作、老厂区土崩瓦解的过程、新楼盘日新月异的盛况，以及黑画上屡屡出现的为影片意象作注的著名诗句，有叶芝的，有曹雪芹的，有欧阳江河的，有万夏的，结尾打出的终极脚注是：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真的吗？此刻此诗，或许更多是伤逝，或许更多是颠覆。

　　从仓促到聪慧

　　半真半假，伪纪录，伪剧情……勿论品质究竟如何，《二十四城记》首先在创想和形式上有着绝对的新意和突破。对于为何选择交替“采访”真实工人和“明星工人”，贾樟柯在导演阐述里只简单说：“三个女人的虚构故事和五位讲述者的亲身经历，共同组成了这部电影的内容。同时用纪录和虚构两种方式去面对1958年到2008年的中国历史，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对我来说，历史就是由事实和想象同时构筑的。”

　　这种太笼统的解释亦不算太新鲜，真正有意义的“方法→结果”或许可以这么理解为：职业演员的竭力表演与亲历者的真情流露恰恰形成了更能令观众沉思回味的间离感，而非看单一的纪录片或剧情片时的旁观感或猎奇感。真实个体的真实经历仅只能代表个案，而耳熟能详的演员的方法派演出即使纯属虚构，对观众的内心体验及冲击而言却足以以一当十，甚至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社会洪流中的流离沙数——那个人既不是真实的陈冲，也不是虚构的某某，她可以是崩溃的420厂里的每一个人，一个虚化的代表。

　　但这种方法的危险性或可称之为悖论的是，耳熟能详的演员一旦稍有“不像”，观众就会产生“间离的间离”，就会愈发觉得突兀古怪，反而更难入戏，甚至大肆出戏。又或者说的绝对点儿，没有一个演员能在这种形式下演得跟“真人”一模一样、能不让观众游离，他的一丁点儿瑕疵都会被无限放大，甚至造成不可原谅的虚假感。万幸的是，陈冲、吕丽萍、陈建斌、赵涛们这次完成的都还不至于屡屡令人出戏，经过或长或短的“演员或真人”的恍惚后，观众应该都能不同程度地进入角色的经历和情感，然后对他们的故事在自己的脑海中展开全篇式的联想及感受，这种更具感怀和思考的联想及感受，是真实受访者的言谈举止较难带来的，他们更多只能带给观众小片段的感动，却无法弥漫成型。

　　更能令观众展开补充联想、进而感怀思索——这种更高级的功效亦由《二十四城记》全部采用的所谓“现场访谈”贡献而成——其实就是“说故事”。不演、光说，反而更真、更饱满、更动容，其实每位讲述者的故事如果抻长实拍都可以是一部叫作《二十四城记》的故事长片，但反而会容易走入欲盖弥彰、自圆其说的歧路，反不如举重若轻的只言片语更具张力，既言之凿凿，又给想象留了白。

　　虽然在方法形式上如此创新、智慧，但《二十四城记》却终究流于表象乃至简陋。首先贾樟柯太迷恋“拆”的意象了，穿插了那么多“眼看着楼塌了”和“眼看着起高楼”的实景及为其作注的诗与歌，其实挺空也挺白，而且愈空愈白。另外影片聚焦记叙的人、事、状态也还是较为俗套乃至乏味的，总让人觉得这片子拍得太快、太表象、太刻意了，更多只能靠聪明劲儿来弥补，而且再度犯了贾樟柯总难躲过的主题先行的毛病：在一个宏大的意象(“世界”、“三峡”、“24城”)下，充满了阐述性细节的硬堆砌，虽然万丈高楼平地起，却根基较浅、整体斧凿，不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