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这条路是独木桥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6日19:25  新浪娱乐

  无论“民间”、“地下”还是公映、进入商业发行,走不走影展,获不获奖,成败与否,贾樟柯的电影都有一种具有纪实主义风格的“真实电影”倾向。从学生作业《小山回家》到巨大广告片《二十四城记》,贾樟柯都向世界宣告:“我的电影是真实的!”

  然而这“真实”却有着不同的吨位,水平也不稳定。贾樟柯的电影,向来是描写21世纪转型中的中国和社会。因为中国具有丰富而差异的国情,事实上存在着区别极大的社会阶层,从煤窑黑工到一般农民、城市平民及游民构成的民间社会,以及掌握各种资源、权力和绝对财富的大企业、新兴富豪、行政官员等上层社会,夹杂在中间的有所谓中产阶级。贾樟柯的电影历来是以下层平民的际遇为主要表现内容,以他们的漂泊的青春、无力的现实、打拼的无用、徒奈何的运命为细节,但是这条路太难,哪怕在海外有奖可拿、有些喝彩,但是始终难以与内地观众相协调。除去贾樟柯电影的起伏不定,更重要的事电影语言并无进步和特别。概念化的主题先行、社会学论文和人类学调查搬家到电影上,并非是电影的出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对于残酷的现实也不能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世界》和《二十四城记》都在传统和未来之间无地彷徨,或找不到出路,或不可复制。《二十四城记》对于资本的妥协,促使我比较本片和贾樟柯之前的所有作品。

  从秘密编号的军工企业420厂到成发集团,50年的历史只是借战争而繁荣,一旦转入和平时期的民生成产就举步维艰。在连续的下岗、转产之后,依旧是亏损,只有大破大立。根据中国建筑物标准,工厂厂房的寿命是50年,于是必须拆除420厂,从而出现拍卖土地,华润集团以二十多亿拍得,并开发为二十四城的楼盘。华润给予贾樟柯以资金拍摄电影,420厂、华润集团、贾樟柯都是这一轮消费性生产的利益获得者。这里面存在着几个让人憋屈的关键点:一、那块土地不属于420厂;二、那些真假工人的叙述是经过选择和修饰的;三、电影归根结底是个巧妙的广告;四、所有对420厂的回忆都不是乡愁。

  乡愁曾经是贾樟柯电影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乡愁也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漂流的现代人都有所感念。乡村、小城和大都市,污染、拆迁、求学、流浪等等,都给了我们乡愁的动机。贾樟柯电影几乎就是乡愁的代言,乡愁给他的电影打了一层底色。 贾樟柯首先是一个旁观者,然而给角色和电影以浓烈的乡愁,无论在故乡还是异乡。冷静的旁观和忧郁的乡愁,并不天然的矛盾。乡愁是一种传统,既关文化,又系情怀。《站台》中的张军坐火车立刻汾阳,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给你孤独和机会,逃离封闭的故乡,带有梦幻的色彩。正如赵小涛在世界公园里跳舞,观众和自己都清醒的知道这是赝品,可是满足于那一刻的带入。小武在故乡体验最深的孤独,在慷慨铿锵的英雄歌声里,默然的看着黄昏的过客,似乎整个世界都离他而去,其实过客才是汾阳的主人,而小武却要到监狱。但是《二十四城记》里,那几位职工和演员对于过去的记忆,不管是美好还是凄惨或者绚丽甚至打架,其实都是在挽回曾经的优越,傲慢和偏见属于中国每一个大院,那是大院文化的主旋律。当他们必须走出,又在责备时代给他们以及所属大院的压力,然而时代列车却不等待他们。不等待是对的,否则中国讲和苏联一样陷入泥潭。

  《站台》里有一个出现多次的主观镜头,火车反复的开进开出分明的城门。这本是崔明亮他们的机会,都出去,也许有更多的悲怆,也许更有切实的机会,当然乡愁会放大。但是他们往往是在下乡,去到比汾阳更落后的地方,体会到的却是惆怅的乡愁,和他们在铁轨上疯狂的奔跑、呐喊,成巧妙的反讽,勇气和眼光都没有真正给予他们。他们有希望,却错过。《任逍遥》中的少年,希望活得像歌曲中形容的海阔天空,率意潇洒但是没有走对路。

  在消费社会里,小武、崔明亮和赵小涛他们其实都是落伍者,而且他们有着很深的焦虑。《二十四城记》里的420厂也是落伍者,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在说除了战争期间,厂子的效益总是难看,虽然有数万员工,但从电影记录的车间生产来看,却只是简单的复制,相信没有多强的创新能力。即便《世界》里的赵小涛使用上了代表时尚和先进的手机,也只不过是可怜的点缀。陈冲(blog)的顾盼生辉,也在“小花”的恭维中淡去,作为电影中唯一的“厂花”,她也没能使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这就是大转折时代,小人物的悲哀,他们的痕迹只是对世界的补充,他们不是重要的消费者,因此被剥夺了在中心的权利。《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对于资本的妥协,赵涛(blog)饰演的娜娜最大的梦想就是买一套房。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视界。贾樟柯的视野很聪明很精明很狡猾很鸡贼。中国的地大物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放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城市,都有其特别的问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既造福了一些人,也产生了一些跟不上时代的城市和人群。尤其是衰竭后的资源型城市,社会问题不堪重负。经济大潮下的滞留者,以及不成功的寻梦者,在和时间的赛跑中,错过了本就稀缺的机会。在《站台》之后,贾樟柯的叙事能力整体在下降,起伏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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