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

　　在戏迷眼中，他是中国京剧甚至中国戏曲的代名词，他是无懈可击的一代完人；在朋友眼中，他是彬彬有礼、重情重义的一代宗师；在家人眼中，他是为了事业倾尽全力的楷模，每个人都在急于为“梅兰芳是谁”给出自己的定义，但却忽略了究竟谁才是梅兰芳？舞台上那些端庄典雅、体味着悲欢离合的女子，生活中有着铮铮傲骨的男子汉，还有晚年时那位从容平和的老人，匆匆光影掠过的恰是梅先生炽烈、喧嚣、多彩的一生，而所有这一切终究归于平静。

　　大多不熟悉或不太熟悉梅兰芳先生的人总希望用各种镜头去造就一个臆想中的梅兰芳，但却很难真实反映当时历史环境之下的人物气质。而对此文化大家赵珩先生却别有他自己的见解。对于与自己的祖父及七伯祖私交甚好的梅先生，赵先生并没有切身的接触，但从小听着梅先生在台上唱戏，看着梅先生在台下生活，使赵先生更像一位观察者，也正因为如此，赵先生的讲述才令梅兰芳这三个字更加丰满、真实起来。

　　中庸之“度”

　　说到梅兰芳，有一个形容词必不可少，那就是儒雅。作为“国粹”

　　在旧梨园行当里，有一个词语叫“洒狗血”，意思是演员表演时不讲分寸，胡乱卖弄、造作，或过分卖力地取悦于观众，以至于失去了原本的真实。在梅先生的演出中，这样的评价从来不会出现，他的所有作派、唱腔甚至是服装都极其讲究适度，所以梅先生的表演才能不温不火、炉火纯青。

　　其实从六七岁起，梅兰芳在京城的大多演出我都在现场，但当时年纪尚小的我大多总被视觉冲击性更强的武戏吸引，对于梅先生的演出，也只限于一些剧名和支离破碎的片段记忆。如果说到真正为梅先生的舞台技艺所折服，已经是在我12岁左右的年纪。一出《贵妃醉酒》被梅先生演绎得惟妙惟肖，梅先生雍容典雅的扮相一下吸引了我，使我这个原本不知烦恼为何物的孩子也被他的舞台魅力所感染，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记得梅先生演绎的杨贵妃那种无奈、怅惘的心绪。现今旦角大多都已由女子来扮，男旦几成绝响，但我一直认为还是男旦更得人物之神韵。女旦虽说在扮相上没有问题，可音域及唱腔的味道却比不来男旦，几乎没有女旦能唱出梅先生那般沉稳的下滑音，因为她们的音域无法达到梅先生的那个“度”。

　　中庸之“度”的拿捏贯穿了梅兰芳的一生，有了这个“度”，梅兰芳才得以成为一种艺术境界，世界戏剧在表演方面才会有梅兰芳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这三大体系。但梅兰芳体系又是这之中最与众不同的，因为西方戏剧与东方戏曲本身就存在本质差别，前者会运用声、光、电等各种辅助手段使观众进入一个充满幻觉的视觉空间，而后者则更强调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和声腔艺术，所以老一辈人习惯把看戏叫做“听戏”。当年梅先生出国访问演出时，外国观众甚至赞叹道：“梅先生的十个手指就是十个演员。”

　　恰如其分的“度”既成就了梅兰芳的舞台造诣，也使观众们对梅先生的演出有种欲罢不能的喜爱。1914年正式开业的新式戏院第一舞台就曾见证了梅先生巨大的号召力，用现代话说，那是绝对的“票房保证”。当时新修建的第一舞台由于规模过大，一般演出最好也只能维持五成的上座率，但1921年旧历正月十九日那天，梅兰芳、杨小楼重排全本《霸王别姬》竟在这里获得了空前爆满的效果。

　　顺其自然之本分

　　我本人虽然并未和梅先生有切身接触，但无论舞台上被万人簇拥，演绎着悲喜人生的一代名伶，还是生活中彬彬有礼、为人谦和的长者，梅先生似乎总有着一份浑然天成的平和。与现代的人相比，在梅先生身上，丝毫看不到乖戾之气。

　　梅兰芳曾对卓别林说：“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他一生都在恪守“本分”二字，这个词听来似乎有些平常，但其中却包含着不少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的精神内涵。正所谓有所为不难，有所不为不易。而在上世纪初那个旧文化尚未瓦解，新文化尚未成型的时代，这样顺其自然的本分就显得更加难得。

　　说到本分，年过花甲的梅兰芳排演新戏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梅先生选择移植改编豫剧《穆桂英挂帅》，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年纪演绎老年穆桂英最为贴切合体。不过，最令我感叹的是梅先生还曾表示，希望曾在自己二十多岁时看过他演出的朋友不必再来看他五十岁时在舞台上的样子，因为在他看来，为观众留下一个优雅美好的形象是一名戏曲演员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