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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份本分之中,梅先生也有自己的坚持与态度。例如日伪时期的蓄须明志,卖画为生。还有对于京剧改良的坚定不移。作为京剧改良派的代表,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梅先生就提出了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个观点:“京剧的发展要移步不换形。”现在看来,他所提倡的道理恰恰是京剧如何继承传统和继续发展的根基。
民国以来,戏剧舞台美术的发展其实一直也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很多舞台美术的改良进步都和戏曲界的有识之士相关,像梅兰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就都进行过很多改良。如马先生改造旧戏台上的守旧,设计了天幕上汉代画像砖的图案,显得非常清雅。同时,马先生还非常注意演员的舞台形象,要求行头做到“三白”,就是领子白、袖口白、靴底白。还要求演员包括龙套在内,上台之前一定要剃头。而梅先生也把很多中国传统的绘画图案、织绣图案运用在戏曲演出当中,使整个京剧艺术能够显得非常高雅,令观众耳目一新。
水到渠成之成就
如今细细想来,有哪位真正的大师是绞尽脑汁、充满野心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呢?所以,水到渠成一词似乎最能够概括梅先生的一生,包括梅先生的感情也同样如此,它远没有外界猜测的那般曲折迷离。梅先生几乎将毕生的心血与重心都放在了事业上,那些看似痛苦的情感纠葛,有很多成分是被后人主观臆断地无限放大了。
现在人们说起梅先生,似乎总是抬头仰视去回顾他的一生,可我觉得梅先生最难能可贵的特质恰恰在于他的平和。他对同行总给予尽可能的帮助与体恤;他愿意仔细聆听所有声音;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书法、绘画、养鸽子他都认真学习。多年以来,在梅先生的周围,凝聚了一个文化人的圈子,与他的关系都在师友之间,也使梅兰芳终身受益,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发生了重大作用。梅先生的一生,是在不断汲取各方面艺术营养的情况下,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一个时代的艺术范本。
梅先生的伟大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今天常说戏剧演出中有生旦净末丑,但在清末之时,主要还只是以生角(老生)挑梁,直到梅兰芳出现之后,才真正开始由旦角挑梁。记得1990年为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型图册,当时凭借自己对戏曲的熟悉和了解,我拍板决定梅兰芳占8页,程砚秋占6页,荀慧生和尚小云各占5页。对于这样的分配,大家没有任何异议,可见梅兰芳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
梅先生在舞台上最为辉煌的20年是1917年至1937年,这也正是京剧的鼎盛时代。旧时文化还在延续,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尤其在京城的这块土地上,文化传统还没有改变,在当时还很单一的艺术形式中,京剧最受推崇和重视。在这样的时代里,梅兰芳的脱颖而出是时代之幸,而梅兰芳的成就也离不开时代的背景,他恰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
梅先生有着极强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中青年演员所缺失的。梅兰芳对艺术完美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他1919年、1924年对日本的访问,1930年对美国的访问,1935年对前苏联的访问,都非官方的安排,而是他在朋友的赞助下,以弘扬国粹为己任的私人行为,也可以视为梅先生一生敬业精神的体现,是他艺术的顶峰。
可以说,梅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但历史没有假如,生活不能再现,所以任何企图讲述梅兰芳一生的作品从这一点上来看都会有徒劳之感。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历史,却不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时代,即使是梅兰芳的子女所写的文字也都只能从某一角度刻画或勾勒出梅先生的形象。所以,对于梅兰芳的误读始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更可悲的是,它还在随着梅先生被曲解的进程在进一步加深。如果想了解一个客观存在的梅兰芳,不妨读一读由梅先生口述,许姬传等人记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这部回忆性的书稿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局限,但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记得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还不满十四岁,当时正在生病,对于每天只能在病榻上度日的少年而言,那样的日子本该充满着烦躁与不安,但每当我拿起这本书细细品味的时候,一切却都静了下来,一个真实的梅兰芳仿佛就坐在我的床边,他用平和的语气和并不夸张的手势为我讲述着他的一生。
口述/赵珩 文字整理/王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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