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白：不管《梅兰芳》存不存在人们美好想像中的“翻身”之说，它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倒是毫无争议。比如，前一个小时里余少群和王学圻的出演，简直可以称为中国演员的一个巅峰。如果说电影艺术中存在神来之笔这样的说法，那么《梅兰芳》里的青年梅兰芳和十三燕的几段表演就让人充满了这样的感受。当然，不能将之理想化成让余少群取代黎明(听歌)，让梅兰芳与十三燕的“争斗”成为主线，这样既不符合市场的需要，也大概不会得到梅家的认同。

　　宋子文： 说实话，黎明的梅老板扮得并不成功，像一个提线木偶一般，少了几分戏里戏外的生动，倒显得格外的木讷。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貌似很严谨的大片子，非得找些港台艺人来做主，难道非得去追寻当年张国荣( 听歌)在《霸王别姬》中的优伶奇迹？对不起，那不可复制，黎明那肿肿的大眼袋以及那无神采的眼神，在涂上了戏妆后显得有些滑稽，再操着一口了(IE)、了(LIAO)不分的京腔，可就足能“雷”翻两厢了。

　　刘典侠：除了王学圻扮演的妖气凛然的十三燕之外，没有一个是有气场的。

　　陈凯歌： 少群是新人，第一次站在摄影机前，所以我做的工作多一些。黎明是一个功力很深的演员，我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议题3

　　梅家人是纸枷锁?

　　由于梅家人的参与，电影中纸枷锁这个词被评论家们无限放大，到底这个参与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还是无关紧要，都是个问题。

　　宋子文：我想，对《梅兰芳》的判断有着几个异常模糊的定位，到底是人物传记片？文艺故事片？还是一段历史传奇？如果这几个定位都没搞清楚，那评论也就无从下笔，否则便是瞄着云彩打鸟，难免要放空枪了。想来，原本要在影片的故事性与戏剧性上大下功夫的陈凯歌也在为此困惑，弄到底，可能连他自己也给不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颇为郁闷地回应：“这部电影可能有着百分之八十的遗憾，百分之十的缺失，可控的条件已经是少之又少。”

　　刘典侠：当然这一切和梅氏家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非著名京剧名旦梅葆玖先生在垂暮之年为这部电影贡献了耳旁风一般的演唱；而根据梅绍武原始文学剧本而来的电影表现出的为长者讳的优良传统，斩钉截铁地不顾事实的做派，向壁虚构的武侠电影风范，也是很令人高山仰止的。

　　朱白：说梅家对这部电影的干涉，只能是主观感受，电影到了梅兰芳从美国回来后，从北平到了上海，后来又蓄须拒为日本人唱戏，这里面有很多看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可又说不出什么，非常感性地认为这大概是梅家对剧本提出了要求，以致于这段在叙事逻辑上打乱编剧和导演的全盘安排。这部原本梅家后人先提出拍摄的人物传记，如果用完全的艺术眼光来看，有它不合格的地方，比如梅兰芳作为一代大师，被奉为神，又自愿走下神坛将自己还原为一个人，这过程缺乏人性的细节。还有梅兰芳与孟小冬这段“发乎情止乎礼”的感情，陈凯歌在各种束缚下也处理得相当差劲，比一比费穆在《小城之春》里呈现出来的东方含蓄之美，梅兰芳与孟小冬最后那一个夺情拥抱，简直毫无韵味，毁掉了可能存在的委婉含蓄之美。《梅兰芳》里有段纸枷锁束缚伶人的戏，想来在陈凯歌这样早年得志被捧上殿堂的人身上，也应该有这么一个枷锁吧。

　　陈凯歌：梅葆玖先生当初只对我有一句嘱托“千万别把我父亲写狂躁了”。他知道电影需要一些起伏很大的戏剧冲突，所以他只要求我不要把梅兰芳先生拍狂躁了。关于梅孟之恋，他也是允许我拍摄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感情是顶着巨大压力的，我希望能把这段感情拍得干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