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柏林墙倒20年，2月5日至15日，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如期举行

《梅兰芳》剧组空手而归，左起：安腾政信、章子怡、陈凯歌、黎明、陈红

　　柏林电影节在历史上曾发掘捧红了一大批大师，但与更具艺术气息、更为推崇无忌人性的戛纳与威尼斯相比，柏林电影节一如它的创办者德国人一样，历来备受过于政治化、严肃化的诟病，2004年以后的柏林电影节更因斩获金熊大奖的影片质量过于泛泛而引来千夫所指，2008年的第58届甚至惨遭全球媒体口诛笔伐，被戏称为“柏林遭遇老年危机”。

　　但试想像柏林这样一座极其特殊的城市——曾为纳粹老巢，它当时的统领者向全世界人民犯下滔天兽行，魔兽伏诛时它遭受象征着正义一方的盟军的地毯式轰炸，二战结束后又被冷战生生割裂为东西柏林，高墙森然，墙下不知掩埋多少逃亡未遂的含恨尸骨，直至1989年，死亡之墙方始崩塌……它所举办的电影节，又怎能不像它的东道主一般过于政治化、严肃化甚至极其拧巴？“艺术化的政治立场”正是柏林电影节的最大特色，但最纯粹的艺术其实又应与政治无关，所以柏林电影节一如它的母体城市及人民，注定逃不脱历史的悖论——是该轻装上阵、笑看未来，还是继续蹙眉回望、无尽反思？

　　2009年——柏林墙倒20年，2月5日至15日，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如期举行。本报记者获邀观影报道，见证非常时期的非常影展。

　　《时间的灰烬》沧桑迷惘

　　二月的欧洲，极度寒冷，雨雪纷飞。战后重建的柏林，因其相对空旷现代，在阴霾雪影中愈发显得凄迷压抑。动物园区域，举世闻名的“残缺教堂”更为这座反思之城倍添痛感——当年盟军轰炸柏林时正是以这座宏伟的大教堂为坐标，将其炸得只剩半壁残体，后来城市重建，柏林人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其残体原样保留，时时不忘警醒反思。这座残缺教堂反复出现在了神一般受全球影迷顶礼膜拜的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的新作《时间的灰烬》中。影片充满诗意与隐喻地回望了整个欧洲几十年来的政治演变及其带给涡流中个体生命的巨大创伤——理想与爱情的双重毁灭。演变了几十年的结局，便是现代人的严重疏离与迷惘麻木。影片跨越俄罗斯、希腊等欧洲历史重镇，大师最后将落幅定于残雪凄怆、新旧交替的柏林可谓别富深意：人类是生是死？

　　最后，苍老的大师还是选择了希望的影像——历尽沧桑的老人牵着一身红衣的孙女在漫天白雪中自柏林最富象征意味的建筑物勃兰登堡门含笑奔向前方。

　　《时间的灰烬》正是首映于本届柏林电影节，它的名字虽然出现在了竞赛单元的手册里，却又并不参与评奖，算作“竞赛单元的展映影片”，因为像安哲这样硕果仅存的大师不再需要任何奖项的肯定，亦因为柏林电影节近年来更侧重于发掘、鼓励新人。安哲向记者颇富意味地调笑说：“我的上一部电影《哭泣的草原》就曾来柏林竞赛，但结果一无所获，所以我决定以后的电影如果不能得奖，我就不再参赛了。”

　　拒绝的观众

　　事实上安哲的电影就算参赛，也至多拿个艺术贡献奖之类的安慰奖，一方面因为今时今日的观众不再需要这种意义大于故事的沉闷电影，另一方面，《时间的灰烬》过于沉溺于诗意叙述与宏大讲述，甚至显得十分矫情与自恋，打个十分不恰当却又较为直观的比喻——它就像老年安哲版的《太阳照常升起》，那所谓的盛大诗意与宏大隐喻都失于一厢情愿。

　　所以本报记者在看该片的全球首映时，起先发现大厅内并不满座，后来放映过程中又不断听到轻微的鼾声、看到离席的观众——要知道这些沉睡或离去的人可都是来自全球的最专业的电影记者与影评人，就连他们都忍受不了大师的絮叨与自溺，真不知道普通观众如何适应这《时间的灰烬》。

　　这又是一个现代悖论：就算是在柏林，过于沉重的命题与反思也是被抗拒的，更何况全球化严重已极的这个世界。

　　四平八稳的《拉贝日记》

　　除了必须且不得不高山仰止的大师作品，本届柏林电影节放映的电影，最吸引中国记者的当属中德合拍片《拉贝日记》，尽管它不竞赛只展映。影片贯穿聚焦身为纳粹分子的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出于最本真的人性，冒死收容、拯救数不胜数的中国难民的全过程，同时控诉了战争对人性的地狱式摧残。影片拍得四平八稳，优点是一经上映，或多或少都能向西方观众真实展现至今都不算广为世界所知的南京大屠杀的罪证与真相，缺点是过于把拉贝高大全化了，很像国内的主旋律电影，且过于以西方人为主人公，片中的中国角色皆为符号化的待宰羔羊，看见拉贝就欢呼，离开拉贝就遭殃。不是说拍得不真实，而是说人物太脸谱化，情节及对白也较为刻板说教，对比同题材的《辛德勒名单》所带给全球观众的深度震撼，立即相形见绌、流于表象。

　　《白银帝国》之谜

　　另一部在国际市场单元放映的华语片《白银帝国》也吸引了大批中国记者的关注，这部由郭富城、郝蕾与张铁林主演的讲述晋商浮沉的古装大片，其投资人乃是宝岛首富郭台铭，但郭名下的影视公司在投完这一部大片之后便立马解散了，据说是因为郭首富在这次娱乐产业的实践中发觉太烧钱却又太难赚钱，于是砸下一锤子买卖之后就迅速撤了，另有说法，将散伙原因归于金融风暴，郭氏集团损失严重，于是开源节流，砍掉了刚刚起步、收益前景甚不明朗的娱乐产业。

　　除了郭台铭的一锤子买卖，最吸引观众却又与影片本体无关的诱因是：这部耗资巨大的古装电影的导演为何是从未拍过长片的台湾女子姚树华？她何德何能？坊间又有八卦解释曰：姚的老公乃是郭氏企业的重要左右手，既然老婆十分想当导演，老公就向老板要钱，声称如若不给他就辞职，郭首富无奈答应，豪掷数千万，任由姚导精雕细琢，长达三年……  

　　记者声明：上述传闻，皆为道听途说，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白银帝国》放映当晚，记者因为其他采访任务而错过观影，只赶上了最后的访谈。时值情人节之夜，郭富城天王在回答如何看待爱情的问题时，说出如下经典对白：“现在正是我的事业黄金期，对我来说，工作放在第一位，我的母亲和家人放在第二位，谈不谈恋爱、有没有爱情，这个是第三位。如果一个女孩子觉得一个男生要把工作放在第二位，把她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这个女生不可交。别人分手会难受半年，我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梅兰芳》注定空手而归

　　唯一参与竞赛的华语片《梅兰芳》最终颗粒无收的结果现已天下皆知，事实上影片在柏林一经放映，所有西方专业媒体的评论与内地评价如出一辙：前1/3十分精彩，后续段落则沉闷乏味。美国某著名影评人更是一语中的：邱如白对梅兰芳的“孤单毁灭论”空有理念，却失于实处、站不住脚，甚至显得十分矫情。但这些相对负面的评论或许都不是《梅兰芳》败北的终极原因，原因在于近几届柏林电影节侧重表彰的都是关注当下生活中那些陷入历史遗祸及时代困境的小人物们的怕与爱的电影，远离现实且新意匮乏的《梅兰芳》怕是在第一轮投票阶段就被评委组Pass掉了。

　　扮演福芝芳的导演太太陈红在记者场放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献上了更胜郭富城的经典对白：“相对于福芝芳对梅兰芳的支持，我自己对陈凯歌的支持做得还很不够，福芝芳就是我的榜样，不过我比她还差得远。”

　　在《梅兰芳》新闻发布会的前一晚，章子怡出席了在柏林电影宫举办的“欧洲新人”颁奖活动，主持人临时透露当晚正是章子怡的生日，全场观众立即为她鼓掌庆祝。30岁的章子怡显得兴致很高，她说：“柏林对我有很特殊的意义。11年前，我和张艺谋导演合作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在柏林首映，那是我第一次出席国际电影节。那一年我们拿到了一座银熊奖，希望今年也能有所斩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