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给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所写序言中有“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这样的呼吁，倡导的是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这种学术态度在红学界内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

　　毛泽东的《红楼梦》情结

　　红学界大棒飞舞的现状有其历史缘由。朱大可对于现在以考据为主、敌视新的阐释方法的《红楼梦》研究非常不满，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最先批评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极右’获罪，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而蓝翎、李希凡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威’。‘红学’从此沦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从新中国历史来看，毛泽东喜欢《红楼梦》既是他个人的文学喜好，又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动态的风向标。他一生中发动两次(分别为1954年和1974年)关于《红楼梦》的大讨论、大评论，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

　　1949年后，红学能成为显学，《红楼梦》的阅读走向大众化，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钟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开始阅读《红楼梦》，之后，在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不论是长征后到达延安还是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期，他的书架或他的身边，总有一本《红楼梦》。建国后，他的书房里、卧室中、卫生间里都摆放着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他的藏书中，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印本及平装本《红楼梦》，有20种之多。在有的版本上，他用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上面留下了批语。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回忆：主席虽已80多岁高龄，还能准确无误地说出《红楼梦》中的某句话是出自哪一回，哪一节，哪一页，有时还将各家不同评说进行比较。

　　1973年，毛泽东又风趣地问许世友：“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直接推动了全民的《红楼梦》情结。只能阅读《毛选》和鲁迅著作的中国读者欣喜地发现，书店里又出现了《红楼梦》，《红楼梦》首先解禁让众多文学爱好者欣喜若狂，购买《红楼梦》的读者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人们除了游行批斗之外，有了另一种更为文雅的工作：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

　　《红楼梦》真的天下第一？

　　中国人的《红楼梦》情结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上对《红楼梦》的评价，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前言第一句话这样写道：“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这里都没有用“之一”这样的字眼，完全将《红楼梦》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中国文学巅峰。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对《红楼梦》推崇备至，不敢作丝毫的批评。格非记得参观瑞典皇家文学院时看到那里摆放着许多中国古典小说的瑞典文译本，唯独没有《红楼梦》译本，马悦然解释说：“我们看过了《红楼梦》，但觉得《红楼梦》写得不好。”

　　外国人也许是口味差异。中国人呢？胡适虽然是红学的奠基人，可是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之低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给苏雪林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在见解上，《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

　　唐德刚和夏志清打笔仗的文章《海外读红楼》也说：“胡适评‘红楼’，认为它‘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有始有终的故事)。’”唐德刚本人的态度是站在《红楼梦》这边，大胆批评其师胡适是“崇洋’的典范，并对夏志清语多讥讽，遂招致夏志情的重磅反击，两位20多年的老友因《红楼梦》反目成仇，成为海外文坛一段奇闻。

　　要让中国人冷静地对待《红楼梦》，恐怕先要去了这汹涌澎湃的“情结”，才能做出一些客观的评价吧。撰稿·河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