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导演成就感来自走下神坛的程婴
看着妻子儿子在眼前死去，程婴失魂落魄
文/余韶文
对于家庭健全的孩子来说，人生是一列火车，即使不一定开向哪里，起码还有固定的轨迹。
孤儿的人生则如一匹野马，完全无迹可循，生活遭遇差之毫厘，命运结果谬以千里。
赵武就是这样一个孤儿，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孤儿。落到程婴手里和落到屠岸贾手里，必然落得不同的下场。
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孤儿，遇上不同的文艺家，也必然落得不同的下场。从元杂剧作家纪君祥到法国文豪伏尔泰，从话剧导演田沁鑫到电影导演陈凯歌，《赵氏孤儿》这同样一盆面粉被他们加工成了完全不同口味的美食。
刚刚开始热映的陈凯歌古装大片《赵氏孤儿》为我们展开的就是这样一幅全新肖像画卷：有血有肉的屠岸贾，轻描淡写的公孙杵臼，心灵纠结的赵氏孤儿，特别醒目的是走下神坛的程婴。
在一个崇尚民主的时代，“走下神坛”似乎总是好事。可是就接受者的审美习惯而言，一个“走下神坛的程婴”虽然更像一个贴近现实生活的邻家小人物，行为更令人信服，感情更真实细腻，却未必是他们喜闻乐见的。日复一日被平淡生活消磨着人生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想从中寻找的是一种刺激，无论是感官上的，还是灵魂深处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凯歌这一次扮演的是挑战者，他深入历史人物心灵深处的艺术探索，固然会令很多喜欢思考的人着迷，也面临着普罗大众欣赏思维定势的挑战。
对于文艺家来说，最大的悲哀在于：你想追求真实，却发现你的消费者要的是离奇。明明生活里的人们都不是脸谱化的，人物脸谱化的文艺作品却最往往最有“杀伤力”——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莫不如是。明代的戏剧曾经被叫做“传奇”，张爱玲的小说集也名为《传奇》，都取得了传奇般的市场效果。好来坞拍了很多贴近生活的好电影，商业上最成功的却是那些最不真实的电影——“画鬼容易画人难”的科幻大片和英雄不死的“007系列”之类。当代中国影视创作同样如此，《霸王别姬》、《活着》、《鬼子来了》、《无悔追踪》之类虽然鞭辟入里，终无法与花里胡哨的刀光剑影如《英雄》、《十面埋伏》、再三再四改编的金庸系列电视剧和胡编乱造的虚情假意如《大话西游》、《还珠格格》之类比票房、拼收视率。
《赵氏孤儿》是个例外，其题材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故事中蕴涵着丰富的命运思考和人性探究的话题；另一方面，也因为造了一个名叫“程婴”的神而得到受众格外青睐。
从原始的历史记载到纪君祥的杂剧，程婴有两点是一般人难以做到因而极具传奇性的：一是献出自己的孩子去救别人的孩子；二是为了达到理想的目的不惜假装出卖朋友，自毁名声，忍辱负重。有报道说《赵氏孤儿》的英文片名译作《牺牲》，应该是符合这个故事原本含义的。
正是因为常人不可能做到，程婴才能走上神坛。人们愿意相信这样一个“神话”，是因为程婴身上寄寓着凡人想达到却难以达到的人生境界——崇高。尽管这其中也有不近人情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面，“崇高”作为一种审美范畴还是最容易被追捧的，这也就是“英雄受难”的悲剧为什么千古不衰的原因。
陈凯歌显然不愿意因循前人的结论与逻辑，他拍《赵氏孤儿》要找到让自己信服的结论与逻辑。
于是，程婴从主动献出自己的孩子变成被动失去自己的孩子，他和公孙杵臼之间也免了“立孤与死孰难”的讨论，其后十五年的艰难时世里他也不是一个可鄙的小人而是一个可怜的父亲……这样一来，英雄的崇高被消解为小人物的善良、执着与坚忍，“走下神坛的程婴”来到了我们身边。就这一点而论，选择葛优演这样一位“走下神坛的程婴”堪称独具慧眼。
于是，屠岸贾也从一个脸谱化的“大坏蛋”变成了一个“理无可喻、情有可原”的杀人狂。陈凯歌展示了他嫁祸于人和大开杀戒的邪恶，同时也展示了他被国君嫁祸时的无奈、面对赵氏家族盛气凌人时的不忿、周遭环境激发下的嫉妒、复仇扩大化后的反思以及发现赵氏孤儿真相后交织着仇恨与亲情的纠结……。同样，选择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主演自己处女作《黄土地》的演技派大师王学圻来演这样一个内心复杂的屠岸贾，陈凯歌也足够高明。
于是，观众不再为程婴式 “君为其易，我任其难”的赴汤蹈火下地狱而深受感动，却理解了“父亲”一词更丰富的含义，感受到了信仰的强大力量。观众也不再为屠岸贾简单地咬牙切齿，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正常人，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恶人。
陈凯歌不会不明白，照原始的故事拍神坛上的程婴传奇，最容易俘虏观众。然而那样一种演绎，未必需要陈凯歌来进行，任何一位技艺娴熟的导演都可以完成。陈凯歌长于思考，所以他要通过电影来与众不同。他在这部电影里“牺牲”现成的果实，是为了培育出新鲜的物种。一个导演的成就感，有时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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