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在重写历史中寻求与娱乐的混搭
庄姬公主自杀
屠岸贾
终于等来《赵氏孤儿》了。这是陈凯歌导演继《梅兰芳》之后的一部新片。从两年来媒体的持续报道中，早已知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想拍“赵氏孤儿”了，这个准备过程可谓漫长又细致。如此拍摄的影片该会怎样呢？这里只能谈点初浅印象了。
一开头的近景镜头就给了葛优饰演的主人公程婴，一名可以出入王宫、中年得子、正沉浸在自家幸福生活中的民间医生。一改以往喜剧人物扮相和印象，葛优一举转换成了编导心目中的新型正剧人物形象——一名甘于平凡的普通人。我在这里有意没用“悲剧”而用“正剧”，是因为直觉编导在这里有新的表达意图，就是力排众议地要把忠义之士程婴改造成非悲剧的正剧人物形象。葛优在表演上的这次转型本身是可以肯定的。王学圻演的反面人物屠岸贾，没停留在一般反面人物的外表漫画上，而是尽力深入内心去刻画，可谓全片中近乎神似的人物。再有就是扮演赵武少年时代的那个小演员，论其表演的准确与生动程度，在与全片明星们的竞争中居然不落下风，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开阔的表演发展潜能，也透露了导演的调教功力。至于赵文卓和范冰冰分别饰演的赵朔和庄姬夫妇、鲍国安的宰相赵盾、张丰毅的公孙杵臼、海清的程婴妻等，都还中规中矩，达到预期效果。只是黄晓明饰演的韩厥，前半部分有些滑稽，估计可能会引发笑场，所幸的是后半部分有所起色了。影片营造的王宫杀戮、寝宫谋划、战场拼杀、药店营生、家中交谈等场面，也都能唤起一种逼真感受。这些无疑都体现了编导的娴熟的制作功力。
影片的最令人意外和用力最多的地方，也许要数程婴形象的独特塑造方式了。素有自己独特理念的陈导，这次没有沿用一般商业片的通俗美学套路，而是严肃地想对历史传说做文化先锋式的翻案文章，把个人新的人文历史反思理念倾注其中，取得重写历史传说的奇效。但这样个性化的人文品位追求能否与商业片的崇尚娱乐的票房逻辑混搭成功呢？这难免属于一种美学与经济学之间混搭的历险。我领略到的是一则按当代人之常情常理逻辑而重构的程婴救孤故事，一则非神奇而又感人的故事。程婴从一开始就不再是以往传说中忍辱负重而义薄云天的义士，只是一个容易满足、自得其乐的普通人，依稀让人联想到冯小刚贺岁片里的刘元、秦奋之类北京“顽主”。他在人生重大选择的紧要关头，表现出来的恰是坚强、勇敢和主动的反面，即懦弱、胆小和被动。他的所思所念并非出于忠义的复仇，而只是过平凡人的生活。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变成历史传说中那个志在报仇雪恨的忠诚义士，而不过是主张以非暴力对抗暴力、过平常日子、反对复仇的和平人士之典范。不再沿袭千古忠义楷模而是新造以为当今时代需要的平凡的和平人士，这难道就是编导的新的人性化的美学与文化追求？难道说，一向趣味高雅的陈凯歌导演已经在向冯小刚导演代表的北京顽主式平民美学逻辑靠拢了？也许更可能的是，在经历了《梅兰芳》式着意的“典型化”或崇高化塑造后，陈导想重新回到平常的人物形象刻画中来，回归一种以当代人性逻辑为基本价值尺度的平民生活美学？
那么，在这种平民生活美学指导下，古老的赵氏孤儿传说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全面重写。灭门惨案确实依旧发生了，但真罪魁并非历史传说中的千古奸臣屠岸贾，而变成道貌岸然、威力至高无上但却心胸狭隘和阴毒的晋国国君，正是他由于赵家的功勋卓著和功高震主而生出极端嫉妒之心，蓄意挑起和不断激化屠岸贾对赵家的刻骨仇恨，直到在屠岸贾的突然发难下既毁灭了赵家也毁灭了自己。明显地有别于田沁鑫导演版话剧所叙述的庄姬淫乱导致赵氏满门被屠、程婴无奈救孤逻辑，陈导独出心裁地把赵家惨剧及忠义故事等都溯源于从最高政治领袖到其下属的个体心理疾患上。这似乎正是他所作的一次独特而有深意的宫廷政治的心理学重写。就连灭门惨案的祸首国君都是因个人嫉妒之心惹的祸，落得可悲的下场，那么，凶手屠岸贾本人也就同样只是个人心理疾患即嫉妒的牺牲品，无法让人生出强烈的仇恨来。如此一来，其他种种人等的罪恶和弱点也就都在这个“人性的弱点”的天平上获得了理解和宽恕。至于大忠臣赵盾和赵朔父子，虽然功勋卓著，但难免平时盛气凌人、仗势欺人，连君王和同事竟然也都不放在眼里，可见同样也都属于有人性弱点之平常人。当上述敌我双方都同样是有过而无罪的可理解之个人时，作为全剧忠良之化身的程婴，也就自然可以减退其忠义之厚度而向着普通个人回归。他在忍辱负重中把赵氏孤儿赵武抚养大，目的也就不必再是复仇，而是要忘掉任何敌人而寻求“好人一生平安”。我们看到，程婴从儿子口中一听到“敌人”二字时是何等意外和焦虑，反复教诲他不要为自己设置敌人。过没有任何敌人的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似乎正是从当年惨祸中幸存下来的程婴的一套生存哲学。这里从宫廷政治到平民政治，都遵循了一条从仇恨走向和解的政治修辞原则。如此，陈凯歌导演用电影形式重新讲述“赵氏孤儿”的深层意图就应当披露出来了：你的个体人生可能有过仇恨和不幸，但只有凭借非暴力、宽恕及平和之心，才能寻到真幸福。这样做，显然是对以忠义和复仇为题旨的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模式乃至相应的兴味蕴藉美学传统的一次大胆改写或解构，其立足当代以非暴力与和解为上的政治意识、跨越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境遇的公民社会政治秩序探索题旨，似已清晰可辨。
围绕“赵氏孤儿”传说而生的哪种当代解读或重写才是正确的？也许这样的问题纯属多余。主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如以艺术片样式去灌注对于历史传说的当代重写理念，同“小众”群体展开深度对话，这种历险当无可厚非；但这里却转而选择以票房为重的商业类型片去实现历史传说的当代重写，要面对数量广大、去影院直接为的是娱乐或休闲而非单纯历史沉思的普通观众，这历险就转眼间变成双重的了，似乎多少有点操之过急和冒险过度。写到这里，我不免生出一丝好奇：在商业类型片中混搭进颇富编导个性色彩的当代人文反思理念，虽同时富有人文价值和通俗娱乐价值，但早已习惯于忠义模式和家国情仇等兴味蕴藉传统的当今中国通俗艺术观众群，能否也顺当地接受和认可呢？陈凯歌导演及其团队已完成任务，该由观众作出回答了。王一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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