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悲喜交织的跨界风格成就看点
邹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陈凯歌的新作《赵氏孤儿》是一部融合了多种元素的经典制作：它既有商业大片所不可少的悬疑和动作，又有艺术电影的精致和唯美；既有如史诗风格的恢宏场面和夺人气势，又有如日常生活的温馨细节和平淡话语；它是一出交织着杀戮、复仇的悲剧，剧中人物的遭遇、命运带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同时它又带有几分轻喜剧的色彩，能让观众绷紧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松弛。电影《赵氏孤儿》这种跨界风格无疑成就了该片的诸多看点，再加上葛优、王学圻、黄晓明、张丰毅、赵文卓、范冰冰、海清等众多大牌明星的加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010年的贺岁片中，《赵氏孤儿》应该是最能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作品之一。
由于此前曾观看过由林兆华、田沁鑫分别执导的同名话剧并就其改变策略撰文讨论，因此这次观看电影《赵氏孤儿》时自然要留意陈凯歌导演对剧中人物的处理。很显然，与话剧侧重解构与颠覆的思路不同，电影可以说基本上保留了由司马迁奠定、纪君祥发展了的故事内核与价值取向。就是说，程婴仍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赵氏孤儿最后的复仇仍被保留，而公孙杵臼的牺牲，程婴救孤、抚孤行为所代表的节义仍得到肯定。当然电影也并非完全沿袭元杂剧的处理，事实上无论故事还是人物，电影都作了不小的改动。如程婴的身份由元杂剧中赵朔的门客变为一介布衣，屠岸贾的性格也从单一的凶残奸诈变得具有多面性，而庄姬、韩厥等人物在戏中的分量也有所增益，使之更趋饱满。如果说林兆华、田沁鑫的处理更倾向于表现赵氏孤儿的迷惘与困惑而折射出现代人生存的某种困境，那么陈凯歌则试图对这段历史传奇做出一个能令当下观众接受的合乎人性的阐释。相应地，在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的救孤行为便带有相当的偶然性，他既非赵朔的门客，也不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更无所谓史家的忠奸正邪之辨，只是出于一个医生、一个路人对庄姬遭遇的同情和对无辜婴儿的悲悯而施以援手。程婴几乎是被动地卷入了这段历史，他也没有想到这会使他付出妻儿生命的惨痛代价，但事已至此，他只能接受现实并将这一切归之于命。总之，陈凯歌极力为剧中每个人物的行为动机寻求可信的心理依据，在历史传奇璀璨斑斓的表象背后牵出平凡人物的真实际遇。
对于“赵氏孤儿”的话剧和电影改编孰优孰劣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很难简单地做出评判。不过，如果着眼于电影面临最广大的受众这一现实，则陈凯歌相对中庸的改编思路或许更为可取。毕竟“赵氏孤儿”是一个流传久远，几近家喻户晓的故事，其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某些道德评判和价值取向，因此，激进的或颠覆性的改编策略不仅不利于影片的传播，而且有可能引发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争议。
当然，赵氏孤儿故事从史传、戏曲、话剧再到电影，发生的变化远不止这些。改变的除了情节、人物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叙述语言。陈凯歌无疑是用镜头讲述故事的高手，《赵氏孤儿》延续了陈凯歌电影一贯的特色，精美而不花哨，耐看而不晦涩。如果说电影的前半段带给观众的是强烈的视觉冲击，是目不暇给的快节奏画面和紧张的心理期待，那么到了后半段则转入平静与舒缓，人物显在的外部动作让位于内在的心理冲突。在程婴、屠岸贾、韩厥三个男人和一个孩子之间，一方面延续了传统故事中孤儿要不要复仇、能不能复仇和怎样复仇的悬念，另一方面又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一种特殊的亲情。山花烂漫的草地上，孤儿程勃和养父屠岸贾二人毫无猜忌的嬉戏尤令人动容，虽然最终未能化解两代人的仇怨，但的确很好地传达了导演的某种理念。细心的观众或许会注意到，恰如山花烂漫的画面与先前刀光剑影的画面构成一种对位一样，传统的复仇主题与现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同样具有某种复调意味。影片《赵氏孤儿》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声音：一个是历史的回响，另一个是现代人文精神，正是这两个声音的并置决定了影片前后的反差。
从纯粹观赏效果的角度来看，如果在影片的后半段选择将屠岸贾“疑孤”的时间前置，即不是等到程勃十五岁而是更早(以屠岸贾算计晋国国君和赵氏父子心思的缜密，这种可能并非不存在)，当更有助于制造悬念和展示屠岸贾性格的两面性；如果韩厥那枝弩箭的射出安排在最后孤儿与屠岸贾对决时，则不但从外部给了处在复仇和报恩两难之间的孤儿一个最终选择复仇的助力，而且令孤儿战胜屠岸贾这一结局更为合理。
电影《赵氏孤儿》是一部成功的制作，这种成功不仅有助于恢复导演陈凯歌的自信，而且可以说为中国电影在历史题材改编、制作方面开启了一条新路。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的历史曾为不少奥斯卡获奖影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而黑泽明的成功显然受惠于古代日本的武士文化；我们也知道，《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为西方人所认识并产生巨大反响的中国古代戏剧，那么，我们能否期待银幕版的《赵氏孤儿》在进军世界影坛的征途中走得更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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