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给我们送来了红色电影。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也许不会忘记瓦西里的这句著名台词：“面包会有的。”这是那个非常时期仅存的希冀，因此人们记住了瓦西里，记住了《列宁在十月》等一系列苏联的红色电影。人们浸染其中，从中找到了理想，看到了希望，也发现了爱情。“娜塔莎”这个俄罗斯民族普通女姓的名字，似乎成了纯洁爱情的象征。

　　脱胎于旧俄国的苏联电影，有着深厚的文艺复兴基础，不可能仅仅成为表现政治的工具，这也是其有别于我国文革期间仅存8个样榜戏的根本原因。旧俄国电影深受丹麦电影的影响，有时直接采用了北欧影片公司的题材，表现人们共同的生活和发现。旧俄国电影的另一趋向是表现本国的传统和文化。这些影片大都取材于俄国的历史和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莱蒙托夫等人最著名的作品。

　　苏联成立后，红色电影题材应运而生，成为苏联电影的主旋律。有意思的是，这段时期的电影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均提供了营养。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是红色电影的内容，成千上万的人们从电影中得到了鼓舞，激昂了精神；资本主义国家却从这些红色电影的表现手法中找到了新鲜的电影理论。

　　初创时期的红色电影分为两条轨迹：一是维尔托夫所提倡的“电影眼睛”理论。主张只用“实况拍摄”的方法，即以纪录片的方式再现红色故事，这就有了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苏维埃国家》等影片。二是以“蒙太奇”理论的倡导者爱森斯坦为代表的电影实践。他主张用电影语言来诠注他所理解的红色电影。继《战舰波将金号》由于“具有一般影片所不具备的完美性”而获得极大的成功后，《总路线》更是成为爱森斯坦的里程碑。

　　从这部影片开始，除了完美的蒙太奇和构图及强烈的“杂耍”镜头之外，爱森斯坦还显示他比以前更加注重造型，如对主题的反复表现、形式的变化、形象的对位法及广泛隐喻的对位法等。此片奠定了爱森斯坦电影艺术大师的地位，这也是他离开苏联前往好莱坞的垫脚石。

　　从此，苏联的红色电影就试图在政治主题诠释，以及生活和人性再现两条路中间寻找平衡和契合点，这也是苏联电影工作者的努力方向。1933年摄制的《乌克兰》用一种简洁生动的手法，叙述了一个家庭在战争和革命中的生活。直接的叙事方式和细腻的心理描写使这部影片成为一部属于人道化潮流的影片，被苏联定义为优秀影片的共同特征。

　　同样优秀的《夏伯阳》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它并不图解政治，生造一个革命家的形象；而是通过多方面的表现，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英雄的典型，从它的主人公身上散发出一种真实的人的热情。《夏伯阳》的成功，促使苏联的电影工作者又相继创作了《马克辛》三部曲、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等等，从《乡村女教师》一直沿续到《米丘林》、《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就是在《在莫斯科城下大败德军》、《乌克兰保卫战》、《易北河会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伟大的转折》、《攻克柏林》等最能表现红色电影主题的战争题材影片中，也充分表现了布尔什维克个人生活和情感内容。影片《丹娘》由于政治主题和人性再现的完美结合，更是影响了苏联和我国的整整一代人。

　　在我们看来，苏联的红色电影就象50年代耳熟能详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所表达的那样，莫斯科象征政治、革命；郊外的晚上却是人性、温馨与浪漫。苏联红色电影的这种努力对我国红色电影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理所当然地成了我国红色电影的座右铭。(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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