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年今周，秀兰-邓波儿的第一部电影上映，同时也度过了她4岁的生日
有人说，秀兰-邓波儿的微笑，给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中的美国人带来了天堂的味道。上个世纪的30年代，由于战争威慑和经济大萧条，让许多美国人意志消沉、郁郁寡欢。秀兰-邓波儿的应运而生，无疑是电影商们有目的开发的一个娱乐产品。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一眼瞥见好莱坞电影的制作动机，作为社会精神中心的影视作品产地好莱坞，一贯地以“
大众娱乐”为宗旨，即大家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一方面落了个弘扬人性特质的口碑，一方面又乘机赚钱———关怀社会与商业牟利的并存，使得好莱坞因此成为了众多电影投资商的红眼病根。
秀兰-邓波儿的电影说一千道一万也没有理由攀附艺术二字，可这个一头金色卷发，有着洋娃娃和金苹果一样美丽脸蛋的小天使着实让人看了养眼养心。因为战争和失业带来的摧残是非一般的精神痛苦，沉浸其中的民众对心理慰藉的需要远远比对心理治疗的需要来得更如饥似渴，来得更直接、更表面化，把“自娱自乐”跟“自愚自乐”颠倒互换，把“重现、思考”跟“逃避、忘却”颠倒互换，似乎更能起到软化民心的作用，由此而得到更多数的拥护，也由此更能让制造者们以成批量的生产、销售达到成批量收入的目的。
因此，只要秀兰-邓波儿出现在银幕面前，总是一脸稚笑，笑得那么天真、笑得那么灿烂、笑得让人忘记一切痛楚跟烦恼，惟一能够记得的，也只是她那没有内容的微笑。所以，我们可以说，秀兰-邓波儿的电影虽然以儿童演员为主角，虽然总是她充满童真的笑，但是，她是笑给大人看的。大人们需要她怎样摆弄，她就怎样摆弄；大人们需要看活泼刁蛮，她就跳给大人看、闹给大人看。
电影《小大人》里，秀兰-邓波儿扮演一个心智早熟的小女孩，与她摘青梅骑竹马的也是一个穿西装戴鸭舌帽的小男孩，影片的闹剧成分就来自于年龄与行为的错位。这样做是让成年人开怀的，成年人认为这就叫可爱，这就叫以儿童表演批判成人社会。孰不知儿童自有儿童的天地和认知，把如此一尘不染的天使硬拖进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成人世界，难道本身就不是一种罪过么？生产逗乐机器，哗众取宠，这样的伪人道不值得反思么？这让我想到冠以“性感尤物”之称的玛丽莲-梦露，她的明耀与坠落即为商业牺牲的又一例证。
可好莱坞就是有它的本事，让人们永远记忆犹新的是秀兰-邓波儿童时的笑容，而永远记不得她在哪部影片里为何而笑。
我小时候，那是80年代，我稚嫩的眼睛第一次触碰到秀兰-邓波儿来自半个世纪前的浮光掠影，我觉得她跟我不一样，我是小孩儿，她不是，我不懂的她都懂，怪了嘿！我妈妈一个劲说她好看说她可爱，说我一点都不乖，一点都不懂事，看看人家外国小孩，学学。现在VCD商家出了秀兰-邓波儿的纪念合辑，一大盒一网打尽她的所有电影，现在兴怀旧不是？当我把光碟推进机器，浮现眼前的不是昔日重现，可我还是觉得她跟我不一样，她是小孩儿，我不是，我懂的她都不懂…… -微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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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30年代
二战后，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领头羊，自然也逃不脱1929年开始的世界恐慌。受灰暗厌世想法支配的人们，在银幕上追求超现实的梦之世界。当时，音乐片达到极盛。30年代秀兰-邓波儿在银幕上又唱又跳地出现，理所当然的受到广泛喜爱。同时期在爱情电影方面，在这个时代也确立了其特有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方式：必有一个极其浪漫的故事以及美丽的结局。但是，无论哪一部影片，都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
上海的30年代
今周也是中国影星阮玲玉的诞辰，我们一道回顾一下30年代的上海电影。跟上文所讲的美国国情不同，30年代的上海电影与当时的好莱坞电影在取材方向与情感投注上大相径庭。1930年公映了《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这两部影片反映了上海滩人对租界文化的反思。30年代的上海，生产经典电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闪耀着特殊光芒的明星。-微迩
图：她天使般的微笑，曾经抚慰了美国30年代无数灰郁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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