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霆锋案的判决结果出来后，香港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98%的市民认为罚谢霆锋做240小时社会服务的判刑过轻而且不合理。另外，超过80%受访者表示，谢霆锋的判罚未能对年轻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谢霆锋案判决后的这种公众意见与法律的冲突，媒体报道对公众的影响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法律从本质上是集体感情的反映。法律尤其是刑法一经制定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 易改变，但集体感情在短时间内具有一定的非理性，易于受各种因素影响，所以公众意见与法律有时会出现冲突。这种冲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情况是，法律惩罚一种行为，公众却认为该行为不应受惩罚，即合理不合法，如针对某些公众厌恶对象的犯罪、某些冒犯政府的行为。另外一种情况是，公众认为某种行为应该受到惩罚时法律却不惩罚或惩罚过轻，谢霆锋案即属于这种类型。

　　其实公众对于这一案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公众更关注的是法律和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谢霆锋在事件中已不仅仅是一个有违法行为的年轻人，而是有钱有势者的象征。公众认为判罚过轻，希望谢霆锋受到更重的惩罚，并非对他本人有成见，而是借此检验法律乃至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公众在这里的逻辑是：如果谢霆锋被重判，则表明在这个社会中，有钱有势的人违法也要受到惩罚，所以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反之则证明法律不公正。

　　那么对于没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公众来说，为什么一致认为240小时社会服务的判罚过轻呢？判罚之前，媒体已经大量引用律师的分析，认为谢霆锋最重可判到三年以上徒刑，而对于可能轻判的可能性提到很少。这就对于公众产生了一种影响，公众于是产生了一种谢霆锋应该被重判的高“期望”。

　　媒体在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案件中总是有意无意充当一种“大众审判员”或“道德法官”的角色，表达公众对案件的看法。但媒体反过来也会对公众和舆论产生影响，舆论又可能对审判法官产生影响。

　　但这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大部分社会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和公正，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律的执行又需要媒体的监督。但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公愤并且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件中，公众舆论太过强大，而且往往是一边倒，难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这难免会对司法判决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时媒体对于某些司法存在的问题又没有发挥监督的作用。如何平衡这两点(既要避免媒体、舆论影响司法独立性，又要利用媒体的监督作用)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昆西)

　　评论：谢霆锋案我们应有自己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