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华人导演李杨的《盲井》在电影节上的风头盖过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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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竞赛单元参赛影片，本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的中国电影更值得关注。已经举办了33届的论坛单元即将确定它的新名称：“国际新电影论坛”，选片标准是“独立电影人专注、自主、原创和非传统审美的作品”。作为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它保持了相当独立的操作，成为电影节专业水准的体现。论坛单元近年对中国电影新作品保持了很高的关注度，而中国的年轻导演常常遇到历史造就的、西方观众对中国电影的传统取向，也因此在国内遭遇困境。这一年，他们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

　　独立导演王兵的纪录片《艳粉街》长达3小时，这还只是他共长9小时的《铁西区》的第二部分。从1999年到2001年，他记录了沈阳一处棚屋区居民在拆迁前后的生活过程，真实的影像赤裸触目，即便对中国观众也会有强烈的震撼。

　　王兵：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电影跟政治有关，实际上生活本身就跟政治有关，只要接触生活，你就涉及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单纯以政治为目的。在国内，大家应该非常理智地来看待这个问题。已经存在的东西，你必须面对。这个电影对我自己很重要，我觉得应该对中国这个时期也很重要。

　　柏林的观众并没有关心那些完全政治性的东西，而更多是从人文角度来看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这是很诚恳的态度。媒体也是需要理智引导的，西方固有的方式、天然的反应就是意识形态，他们对中国就有这么一个概念，这个不能怪它，只要通过你的事实和判断不断去说服它，让它认识中国是什么样，它也会理解。要是它的空想的概念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再去渲染那些东西，那就变味了。应该坦诚地交流，它会认识到事实。这对于独立制片人来说非常重要。

　　别人要渲染没办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做，西方媒体也有各种立场，观众也有自己的思维和头脑。看我的电影，年轻人最多，应当引导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去看待这个现实，我们自己也应该以理智的态度看待现实。这应该是电影在国际上交流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自己作为一个电影人的基本态度。

　　关于审查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诚恳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在内心相互容忍，只要你不是真正的胡闹，诚恳的态度起码应该得到容忍，理智地看待问题。我们现在在这个年龄受到阻力，但将来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对新的年轻人形成某种阻力，所以这也可以理解。

　　盛志民的D V作品《心心》讲了两个生活在北京的少女：城市女孩心心即将出国上学，走之前计划与前男友做爱；农村来的婷婷做着电话陪聊，在回家过年前，她与电话里的一个“教授”见面了……

　　盛志民：在电影节，影片与观众的交流中，我发现担心的一些东西都不存在。比如他们对人物、故事的理解都是朴实的。本以为西方对青少年问题的看法会比较激烈，但一位来自德国东部的观众说，他在电影里看到了与他身边所见完全一样的东西，当青年面临信仰的丧失，那种相同的情形让他特别感动。

　　第三场放映时突然有观众问，你的拍摄是否被禁止？我觉得我的拍摄非常自由，虽然放映有些问题，放映规模虽然很小但大家一直在做。

　　他们问我的电影在中国放映时能否得到沟通，我说我的片子在北京的放映活动上非常能够有认同感。这样的问题挺让我难过，我解释说没有什么问题，问题都是一个个在解决。在国外一些影展上说话的时候，我想都是尽量在为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塑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我们希望增强国外投资人的信心，打消他们不必要的顾虑。但有些人不管这些，刻意地说话。

　　路学长的新片《卡拉是条狗》终于赶在1月31日通过了审查，得以送来柏林参展。记者的观感相当不错，但不能不承认，多处修改确实削弱了电影本应拥有的力量。映后讨论中，有些西方记者过度诠释的提问让人摇头发笑，“影片中的狗是否暗喻了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路学长：观众和媒体有很多问题，关于中国的电影环境……其实对我们这些在底下做片子的导演来讲是比较难以回答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是我们已经在家里解决完了的。既然费了很大的力气把片子拿出来了，我最希望的当然是在艺术层面上讨论作品。他们比较关心中国导演在中国现有环境下的处境，我想从现在来看，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特别在电影方面还是在向好的方向改变。其实说到底也没有什么难于启齿的，我想都诚实一点，对大家都好。在电影节这种地方，我觉得所有作品都应该以一个标准来看待，但因为国内电影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包括电影节和国内有关部门长期形成的一种关系，他们比较了解我们的处境，也很感兴趣。像这种问题我基本上能躲就躲了，我觉得也没必要说家里的事，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去自己解决。

　　其实在体制内做电影，你的影片类型与国际电影节还是有差距的。

　　个人感觉体制内有体制内的规矩，那些要求可能是不适应电影节的。我对一些到这儿来的导演也很理解——你如果不事先想好要干什么，到电影节来是很难成功的，毕竟就像中国男人看一个女孩和欧洲男人看一个女孩，他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对这种事先的目标也没必要指责。中国电影拿出来以后不是一件坏事，西方人真是很重视。如果一个导演在这方面有什么策略，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当然，要基于对电影真诚的一种态度。比如某种题材是可以做电影的，但也许在体制内不可以做，我非常真诚地去面对这个题材，把它拍出来，我觉得这并不矛盾。李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