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大众电影，但大众这个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于是有人发现了“底层电影”这个词，指的是事关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动过程中，日益被甩在底层的下岗工人、贫困农民等弱势人群的电影。这个词直追1930年代的《神女》、《马路天使》等影片，近几年则出现了《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红西服》、《漂亮妈妈》、《没事偷着乐》、《生活秀》、《安阳婴儿》等片。

　　但是中国的社会底层事实上没钱看电影，他们挤在一起看电视连续剧，看歌舞晚会，也看《焦点访谈》，那是他们的梦想和希望所在。而城市的主流观众，当他们去看一部底层电影时，不是为娱乐和圆梦，而是为了有所察觉，有所感悟。

　　所以，主流观众和媒体不会对张艺谋的《幸福时光》、李少红的《红西服》、孙周的《漂亮女人》等“底层电影”有太好评价。因为这些电影将普遍的社会底层问题转化成一些特殊的个案，最后给一个大团圆收尾，观众会觉得被拧巴了，他更应该去看表现他和女友重归于好的香港爱情片或者他成为救世英雄的好莱坞影片。

　　所以，贾樟柯的《小武》虽未获公映，却在知识分子层面口耳相传，不绝如缕。因为《小武》是典型的给知识分子看的电影，底层问题在这里表现为整个中国的问题。它对底层人群的观察透着非常理性的人性关怀，那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忧虑。

　　同样拍电影给知识分子看的导演有黄建新和宁瀛，不过他们不是拍底层，而是关注都市平民生活。黄建新数十年如一日，从《黑炮事件》到《脸对脸，背靠背》、《站直了，别趴下》、《红灯停，绿灯行》、《睡不着》，直到《谁说我不在乎》，精心绘制他的现代中国众生相。而宁瀛的《找乐》、《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可称为“北京三部曲”，那是一个拥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对高速发展中的北京的观察和疑惑，热爱和失落。

　　《卡拉是条狗》是近期在国内市场上颇为热闹的底层电影。观看《卡拉》有一种不断下坠的感觉，你会觉得导演也是葛优扮演的那个“老二”，你会觉得你自己也成了那个老二，你会为此不爽，你得想一想。但无论对哪个层面的观众而言，这部影片都有点太接近客观真实(而不是艺术真实)，它供人思索的契机并不够多，也不够深。尽管这正是导演的追求。

　　《盲井》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银熊奖。尽管它出自一个旅居德国的中国导演之手，能否通过中国的电影审查尚不可知，但其立意却介于《焦点访谈》和“外电报道”之间，切近现实，又略有俯视，故事有张力，惜之细节不够。西方观众和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定会喜欢它。

　　当前的底层电影，注定是给白领、知识分子和部分平民看的底层电影。永远不能期待一部电影有救世的功能。如果影片提出的问题能够多过希望，那么在现实中的希望就会多过问题。发达如英国，会有导演以表现阿富汗难民为己任，拍摄一部底层电影，这就是今年获柏林金熊奖的《尘世之间》。他要纪录他们的生存状况，因为底层的问题就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盲井》

　　百米之下和万里之遥

　　2003年春节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某小煤矿发生伤亡事故而矿主隐瞒真相的事件。这时，身在德国的李杨刚刚完成他的第一部故事片，并顺利进入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盲井》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宋金明和唐朝阳两人专在破旧危险的小煤窑干活，他们在矿井下杀人，然后伪装成煤矿塌方事故，二人逃离现场后以亲属名义找到矿主，矿主因害怕事故曝光向他们赔钱了事。二人跑到城市里寄钱回家，顺便享乐了一下。在火车站他们遇到下一个目标——16岁的农村孩子元凤鸣正找工作，他的父亲外出打工未归，他想自己挣钱给妹妹和自己交学费。唐朝阳答应帮元找个煤矿的工作，但前提是元装成宋的侄子。三人一起来到煤矿，唐朝阳希望尽快按原计划行动，而宋金明却一再犹豫……

　　比《中央车站》更狠，比《冰风暴》更真实。李杨用一个非常极端的善恶故事，切入到中国的底层生活。他说：“我只是想用故事片的形式，来记录在某种情况下人性的堕落和泯灭。”他想以一种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当下的价值观念、法律观念和人的观念。影片中的人物，除了挣钱，还有什么？“江洋大盗”宋金明对“不能坏了道儿上的规矩”的坚持？元凤鸣对父亲归来的天真期盼？元凤鸣和按摩女郎在邮局寄钱时的那一次相逢？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摆在那里，没有谁能负起全部的责任，没有谁可以一下子解决，人们只能堕落、挣扎、坚持或者茫然。影片结尾，唐朝阳和宋元明在矿井下死去，元凤鸣意外得到一笔补偿金(非常黑色幽默！)，他送这“两个亲戚”去火葬。捧着包袱的元茫然回头，火葬场的大烟囱里正冒出一绺青烟，影片戛然而止。

　　我在柏林电影节遇到的几个中国导演和记者，并不是很喜欢《盲井》，有人认为影片的叙事和情感过于简单直接，而且有投人所好之嫌。但外国记者和当地观众都很喜欢这部影片，影院的掌声要多过大部分参赛片。的确，不如《冰风暴》叙事巧妙，也不像《中央车站》那样有韵味，它更像《南方周末》或《焦点访谈》的一个报道，直接干脆，命中要害，而且，不煽情，不给答案。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李杨，已经在德国生活了14年，他做过演员，写过剧本，更多时候是拍纪录片。用李杨的话说，“我砸锅卖铁凑到拍片子的钱”，就是为了能拍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他在国内看到《神木》这部小说(获2002年老舍文学奖，作者刘庆邦)后立刻买下版权，花了15天时间就写出剧本第一稿，跑到煤矿下了4个月生活，之后又改了4稿。第一次拍故事片，李杨给了自己和剧组一些明确的规定：节奏不要拖，不要固定摄影机，不要分镜头，不要音乐。

　　但是困难比李杨想像的要多，换句话说，戏外的故事并不比戏内的故事简单。也许李杨自己不够清楚，多年侨居生活已经使他更像一个德国人，他的做事方式跟国内不尽合拍。在剧组开拍一周后，两个制片主任离组而去，后来一些演职人员又因工作条件太差或其他原因相继离组。整个事情几乎半途而废，还好有男主角李易祥、摄影师刘勇宏、录音师王或等几个主创和他一起挺了过来。拍摄环境极其残酷，拍摄过程中，他们用做外景的煤矿出事故死了两个人，他们换了一个煤矿继续拍摄。40天的拍摄期过后，他在澳大利亚做后期时又没钱了，所幸经商的弟弟借给他一笔钱。当2002年9月制作完成后，却又没钱出拷贝了……

　　“可能因为我是西安人，西安人的性格是，上来就抡吧，什么也别管了。哪怕赔了这钱也不可惜。”李杨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他没想到一部艺术电影能走这么远，能参赛柏林，而且已经卖出法国的发行权。他更没想到这部影片会当真得奖，当2月15日下午2点明确得知获奖后，李杨匆匆忙忙找宾馆的电话想通知主角李易祥，告诉他马上过来，因为这里好几个西方记者等着采访。(卞智洪)

　　《卡拉是条狗》

　　他40岁没有活明白，往后他也不会明白

　　“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最后成为了一种时尚甚至是游戏，很多时候是愉悦和消遣的，“讲述底层故事”却需要更多勇气和责任心，带来的除了沉重，就是压抑。路学长力图通过《卡拉是条狗》寻找些什么，当这部影片的广告遍布北京的公共汽车站，DVD在卓越网的销售也排名第一，影院里的见面会也热热闹闹，导演路学长却发现他依旧茫然，“我要寻找的东西太多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东西……”

　　故事的主人公老二在开场15分钟以后才出场，他下了夜班，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发现唯一尊重他的家庭成员——小狗卡拉，已经被警察抓走了。老二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找他的卡拉，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在北京最炎热的8月，一个囊中空空，到处受气，胆小怕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微微驼背，在巨大的城市里奔走，寻找他的狗和他的尊严。葛优不再是冯小刚电影里那个端着不放的葛大爷，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眼神都变了。

　　结尾两行字幕告诉我们狗找回来了，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老二的尊严并没有找回来。路学长解释说原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结尾，没有交待狗是不是找回来了，审查的时候说是结尾要让大家高兴一下，特别是对于喜欢动物的人，是个安慰。关心卡拉的人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关心老二的人——也许是处境和老二差不多的人，就有些不甘心。其实这条狗不管找不找得回来，对老二的命运没有任何影响，他原来怎么过，以后还得怎么过，“他活到40岁没有活明白，我想往后他也不会明白”路学长说。

　　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是老二在疲惫不堪之时突然要求做爱，这几乎是一个情绪的突破口，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反而让人觉得更压抑。路学长说本来是想拍成最后老二成功了，但是丁嘉莉在那里瞪着眼睛，根本不投入，说了一句：“其实我还是挺想卡拉的”。但他认为体制内电影是有一定尺度的，所以仍然按现在这种拍了。

　　与导演的前两部作品《长大成人》和《非常夏日》相比，同样讲述陷入困境的人，《卡拉》却是一个更压抑的故事，而且结尾意外地没有任何爆发。“在前两部影片里，有人说我表现得像个愤青，我虽然不太同意这个说法，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觉得愤怒是苍白的。我看事物的眼光会有变化，我希望这部影片是我相对成熟完整的一部。”听起来合理，但让人感到格外不爽。路学长说他和老二这样的人一起混过好多年，“你看街上走过的普通人，都是那么平和，没有什么拿把刀把人杀死的场景，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血泪帐。”爆发是一种电影技巧，是好莱坞不容破坏的法则，压抑是一种人生状态，是底层生活无法回避的现实。

　　但路学长也没有完全放弃，还是在结尾的时候让葛优愣了一下，他希望在那一瞬间老二们能领悟到一些什么。因为“在很多文艺作品里，底层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知足常乐的最高境界，我觉得这挺不负责任的”。只是，如果导演的希望变成现实，是否更加残酷？(朱晓艺)

　　《尘世之间》

　　你的历险，他的生活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想把你最痛苦的经历搬上银幕，为此你必须回忆并向他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你愿意吗？拍摄《尘世之间》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在难民营采访阿富汗难民。编剧托尼.葛里斯说：“虽然他们愿意和我谈论他们的故事，但是我已经意识到我不可能掌握那些真正感人的细节——因为那些部分往往是他们力图从自己的记忆里抹去的。”

　　2001年10月，美国在阿富汗投下了炸弹，杰曼和表兄安那亚离开祖国阿富汗，移居到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营里，他们的理想，是去英国。通往英国的路，是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富庶和希望的象征，14岁的杰曼，人生刚刚开始，他什么都不怕，因此就踏上了漫长艰难而危险的旅途。汽车，火车，集装箱，冷藏车，轮船……，经历了各种交通工具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意大利，但是由于湿热和缺氧，杰曼没有醒来。

　　这样的故事有时会出现在国际新闻里，米歇尔.温特伯特这次把它搬上了银幕，非职业演员，半纪录，DV, 200个小时的素材，“没有剧本，我们只是每天早上打开摄像机，晚上再关上，我们可以非常真实而自然地纪录这段旅程。”导演说。“911”后在巴基斯坦拍摄的剧组很罕见，拍摄经费的10%用于交纳了保险费。然而剧组成员要做的事远远不仅只是拍摄，他们要学习如何躲避袭击，如何求救，如何对付恐怖分子……对于英国人来说可能是一生里难忘的一次历险，对于当地人而言，这些是他们生存的基本功。

　　扮演杰曼的小演员以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现在申请了避难，居住在英国。这让人联想到魏敏芝从此上了大城市里最好的贵族学校。

　　米歇尔.温特伯特以拍摄战争题材出名，1997年曾经拍摄了《欢迎来到萨拉热窝》。从第一世界看第三世界，眼光充满了关怀，但手里拿着英国护照，怎么会真正理解40天经受非人折磨的通往英国之旅？杰曼和安那亚处于这个世界的最底层，贫穷，疾病，无家可归，但更致命的是战争带来的精神折磨：起初只是恐慌，最后是麻木。英国人试图给予他们一些温和的注视，抚平他们的恐慌，但对面的目光，却是麻木的，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天生以战争的方式存在，如果要去看看那个没有战争的另一个世界，后果，就是死亡。(朱晓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