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们在报道中隐去了姓名，原因只是，消息提供者告诉我们，傅彪年迈的父母还在医院里，他们恐怕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无论何时，在生活里人性折射出来的爱与善良总能更加打动我们，我们虽然失去了更多的点击量，可是却拥有了更多内心的平静。
众所周知，傅彪患肝癌晚期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像以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个发生在名人身上的不幸迅速地演变成了大众的娱乐快餐。
娱记们拥集在北京武警总院的大门外，他们像福尔摩斯一样，尽忠于他们的职守，假想正有一个巨大的没有揭开的谜团放在面前。几天以后，所有与傅彪有关的一人一物都被翻遍了，家属此时也早已不堪重负，傅彪的妻子在给媒体的公开信中以求饶的口吻写道：目前傅彪尚属治疗和恢复阶段，恳请媒体的朋友们为傅彪以及其他的病友们制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空间，还医院一个正常的医疗秩序！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是出于对一名演员的关心，或者是出于对肝脏移植手术的兴趣才关心这些天里有关于傅彪的新闻的，我们也很难这样去苛求群众，让他们都学会站在被报道者本人或者家属的立场上来考虑“娱乐报道”这码子事情。
这事说到底是媒体自身的事情，在名人新闻效应、公众的知情权与个人隐私之间，应该存在着一条明确的界线。
我承认我也是曾经在北京武警总院门口蹲守的一员，说句不怕得罪同行的话，在这次的报道中，我对所从事的所谓“娱记”的职业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一些做法充满了黑色幽默，到了让人喷饭的程度。
在傅彪入院后不久，几位同行不知从哪里得知的消息，深信傅彪没有挨过手术后的排异期，已然去世。他们冲进医院，任凭医院如何解释均无济于事，直至其中的一人获准进入太平间，一一对照确认太平间内的尸体中没有傅彪后方才罢休。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要的职业精神的话，我宁愿不要这样的职业精神。我知道，在职业记者的眼中，这肯定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话题，但是，就我所目睹的这些天里围绕在傅彪事件上的娱乐记者们的所作所为，我的观点不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知情权的获得并不是可以通过牺牲任何代价、特别是私人的空间来获得的。听起来，这更像是一个悖论，如果不牺牲私人的空间，又如何满足公众的欲求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两者的界线其实在于这个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无侵犯到公众的利益。傅彪生病了，这样的事情严格说起来与公众利益的安危并无太大的关系，他如果愿意报道是一回事情，可是如果他和他的家人根本就不想将这件事情拿出来说，而媒体却硬要义正词严地要求进入到现场，进行“零距离”报道，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说得严重一些，这不仅是伤害了傅彪感情的问题，法律上，这足以构成了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如此讨论傅彪的事情可能过于严肃了，这与以往一直给人以“冷的幽默”的印象的傅彪不太吻合。可是这毕竟不是在讨论那个银幕里的傅彪，他现在是一个病人，想象一下，如果那个躺在病床上的是你的家人，你还会扛着摄像机，拎着话筒冲到他的身边说：“外面有谣言说你已经死了，请问……”
顺便说一句，我所供职的报纸在报道中的处理让我感到欣慰，尽管他们同样也在第一时间里得到了消息，但是同仁们还是在报道中隐去了姓名，原因只是，消息提供者告诉我们，傅彪年迈的父母还在医院里，他们恐怕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无论何时，在生活里人性折射出来的爱与善良总能更加打动我们，我们虽然失去了更多的点击量，可是却拥有了更多内心的平静。这些也是促成我们写下以上这些文字的原因。 《北京青年报》记者 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