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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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平
-声音：
如果说中国的导演缺乏商业头脑，那么张艺谋的成功就在于有国际化的商业头脑，尽管他不是商人；如果说中国投资人普遍缺乏想象力，那么张伟平的成功就在于有着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尽管他不是艺术家。
———北京新影联策划部经理 高军
当资本和权力同时倾斜于大师张艺谋的时候，这部中国大片《十面埋伏》在漫长的7月里最终兵不血刃地赢得这场暑期档的票房战，并没有太多悬念。这让许多人回想起了全国人民同看一台戏的样板戏年代，只不过这回是充满张氏风格的电影语言支配和主宰了人民的娱乐权。张艺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三联生活周刊》
-提名理由：
一位是中国电影的旗帜导演，一位是《十面埋伏》和《英雄》的制片人。《十面埋伏》在国内热映并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的同时，《英雄》则在美国继续着票房神话。“二张组合”在今年更多作为文化现象和商业运作模式而引起瞩目。他们开创了中国电影商业化的一个奇迹。
从《十面埋伏》开拍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关于它的新闻几乎全天候不间断滚动出炉，这是国产电影空前的媒体奇观，自《英雄》以来，张艺谋和张伟平这对“黄金组合”在2004年达到了舆论追逐的新高度。
没有意外的话，“二张”的组合将持续到张艺谋导演职业的终点，“我们谈到过以后老了不拍电影了，可能旅游，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休息，或者看别人拍的电影。”张伟平望着窗外微笑。
什么时候？“看艺谋的状态了。”
15年深厚友谊
张伟平投资的第一部张艺谋电影，是拍摄于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在此之前，“二张”已经有着6年的朋友关系，这样算来，他们的交情至今已经15年。对这深厚友谊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拥有一家航空食品公司的张伟平，曾不止一次利用业务中的便利关系，帮助张艺谋把手续未全、不能从正常渠道出国的电影胶片运送到国外电影节。
“那些都不算什么。”张伟平淡淡一笑，并没有否认这一传说，“首先是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更容易看清楚对方，那个时候建立的友谊是最牢固的。”在张艺谋遇到了最大的资金困难时，张伟平投资2600万元，帮助他完成了《有话好好说》。之后，他更成立由张艺谋命名的“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投资了从《一个都不能少》到如今《千里走单骑》的所有张艺谋电影。
至少在合作初期的几年，投资张艺谋的电影并不划算。后来的《英雄》和《十面埋伏》究竟为张伟平赚了多少钱，也没有任何准确数字。譬如《十面埋伏》，张伟平自称3亿人民币成本，尚不包括2000多万的宣传费；而以1.5亿国内票房的41%分成，加上出售海外版权的“2亿人民币”和国内音像版权的300万(以上数据均来自媒体报道)，离收回成本还差不少。
但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张伟平一如既往地投资张艺谋的电影——号称6000万元成本的“文艺片”《千里走单骑》已正在云南紧张拍摄了。
“卖萝卜”心得
“他(张艺谋)是种萝卜的，我是卖萝卜的。”张伟平总是用这句没法再通俗的话概括两人的分工。
张艺谋种的“萝卜”已是天然的名牌产品，而张伟平的卖法更加精彩。自“新画面”成立，始终自主发行公司影片；张伟平把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商人，变成了世人瞩目的电影推销员。
《十面埋伏》拍竣，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竞赛，张艺谋和张伟平邀请了北京的几位“记者朋友”一同前往。在戛纳首映之后，他们满怀兴奋地写下“20分钟掌声”、“30分钟喝彩”等著名报道；由于另外几家媒体的不同声音，这几乎成了传媒界人声鼎沸的一大可疑事件。
真正把《十面埋伏》推向争议高点的，自然是耗资2000多万元的“首映庆典”。张伟平并不讳言，这正是体现自己性格之处：“当我想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虽然会冒很大风险，但可能就是因为所冒的巨大风险，而蕴涵着非常大的成功机遇的时候，我肯定要博一把。”
张艺谋在谈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某个细节、一个效果是如何实现的时候，往往双眼放光；说起电影营销策略，张伟平也会提高了声音，从椅子里直起身来“当一个好的方案在脑子里形成的时候，确实是能够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像《十面埋伏》的首映庆典，租用了6颗卫星，这种全国式的、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的宣传。电影一定要把它做成全民运动，必须给观众提供一个强烈的信息，给他一个参与的机会，你的影片才会有机会。”
改变了的萝卜
于2002年12月20日开始上映的《英雄》，内地仅一周的票房就突破1亿元，占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2002年国产影片票房的份额占到年度总票房的40%以上，达到近5亿元，可以说创下中国电影史上新纪录——《英雄》的分量不言而喻。截至2004年12月1日的统计表明，这部影片在国内有2.5亿元的收入，国外达到11亿多元。而《十面埋伏》的内地票房收入为1.5亿元，在2004年国产电影票房中的比例尚没有数据，但显然仍将是支撑国产电影商业成绩的主力。
但是空前昂贵、盛大的宣传动作与影片质量的反差，在电影公映之后反过来制造了更大的议论声音。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批评，我也承认我们的影片存在不足，观众有失望感。培养观影习惯，后期的步骤我们考虑过，但首先是要把前边这一步做好，后面的事情就很有希望。我们对《十面埋伏》如果没有这种强势宣传，就没有办法带动观众。其实观众进电影院看电影，主要还是去看热闹，他们不会说像理论家和圈里人那样去品头论足。怎么能让观众这种看热闹的心态得到满足，这是问题的关键。你想我投资3个亿的一个影片，花了几千万的宣传费，让观众出50块钱进影院看，你说，能说我对观众不负责任吗？”张伟平仍然是底气十足。
张艺谋11年前拍的观照现实的《活着》至今未在国内发行，但这个人今天越来越坚定地站在了当年的对立方。
很难说张伟平对张艺谋完全没有影响，在拍摄《一个都不能少》的时候，他就曾与张艺谋讨论：“以后要调整对象，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片子是给观众拍的还是给专家拍的？”张伟平回忆：“我们最后达成共识，我们需要观众的支持，需要票房。所以到《英雄》和《十面埋伏》我们调整了。”
美国《综艺》杂志的专栏作家彼得.巴特在纽约电影节见到了张艺谋。他的文章《变革中国的“英雄”》里说：“张艺谋承认自己电影的主题坚定地避开了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并非仅是应对国家的审查，也是为身后投资者小心谨慎。”
谁帮了“二张组合”？
张艺谋与张伟平的组合的成功是无庸置疑的。赞赏的声音说，他们在创造票房奇迹的同时，推进了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
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这要看产业化这个词怎么解释。如果说好票房就是产业化，他们成功了。但如果说产业化是放开制、发、放各环节，培养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把电影当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可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比如，《新京报》评论说：很显然他成功地利用了市场，不过不能就此认为他同时也培育了市场，事实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给市场带来的有可能是伤害：不考虑作品的因素，他的市场模式其实是他人不能复制的。用非市场的手段征服市场，引起的后果可能就是杀鸡取卵。
2004年7月16日0点，《十面埋伏》全国同步公映，谁都说它“赶上了好时候”。从这一天直到8月6日，暑期档的黄金时段里不再有一部新片上映。国产影片顾及利润避让强劲对手，尚合情理；几部进口大片也纷纷退下，一时众说纷纭。有媒体说这是有关部门贯彻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有媒体说这是为了“扶植国产大片”。
《十面埋伏》的首映庆典上，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出现在北京体育馆主席台首排、张艺谋的身边。导演得到领导关怀，对国产电影可谓莫大的支持。
8月底，《英雄》在北美市场上映，首个周末便以1780万美元赢得票房冠军，上映期间的平均银幕数也创下了华语电影的纪录。国人正为之激奋，美国《纽约时报》却捅出“内幕”：早买下《英雄》发行权却迟迟不见动静的Miramax公司在这个时候公映，是因为其母公司迪斯尼自掏腰包为影片的发行埋了单；而迪斯尼这么“慷慨”，是因为在《英雄》的发行上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并且事关他们正在香港建设的主题公园，怠慢不得。
这一消息未得到证实，但媒体对张艺谋和张伟平的好运气表现出近乎犬儒的怀疑来——他们为何得到这样的眷顾？他们是不是在现有条件下繁荣中国电影的成功范例？
不情愿的新闻主角
对所有的质疑，张伟平一脸的无辜甚至委屈：“媒体的报道跟客观实际是有很大出入的，有误导。我们选择档期，不是利用了什么特权，就是根据我们后期制作完成。政府行为要下文件，谁能拿出文件说，这个档期不能上进口大片？没有。完全是无稽之谈。这话语权很重要啊，真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抛开种种难以厘清的争议与传说，张伟平与张艺谋的组合却真的把一部电影既深且广地带进了中国人的生活，让许多人窥得它背后中国电影的状况和事理、思考一部奇迹般的电影是如何成就。这几乎是没有别人曾经做到的。
回顾这一年的经历，最让张伟平感到烦心的，是媒体。《十面埋伏》恶评如潮的时候，张伟平直指媒体“心态不正常”，这么火爆的脾性并不多见。
“我不是很喜欢，也不擅长跟媒体打交道，其实艺谋也不擅长。我们跟媒体打交道都是不合格的，我是东北长大的山东人，不会绕弯，不会在脑子里想半天，怎么把话说得八面玲珑，做不到；艺谋呢，就更做不到了。”
不久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的“张艺谋电影研讨会”，一些负面声音也被张伟平归为“攻击”、“谩骂”。“我这人就是没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电影有缺陷，我们也承认。善意的批评对我们有帮助，但恶意的围攻，不公平。这种风气不正常，我觉得对中国电影有害无益。”□本报驻京记者 李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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