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叫《汉武大帝》的电视连续剧刚刚热播完毕。剧中主角连日来一直是街谈巷议的焦点之一。此剧给人启迪多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来都是游牧民族击败或征服农耕民族，汉武帝的伟大在于颠覆了这一历史铁律，将防御大师改造成进攻大师，创造了农耕民族战胜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历史奇迹……
霍去病与巴顿
凡看过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的观众，都会被影片中那位赳赳武夫的鲜明个性所吸引，该片没有任何说教，纯粹是对美国式的职业军人的赞美。现实中的巴顿有一句名言：“战争是人类创造的最高成就”，而这正是美利坚文化的重要信条之一，巴顿这一形象代表着现代美利坚国家的尚武和征服精神。
每次看完《巴顿将军》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何我们就拍不出一部“中国式”的《巴顿将军》？在笔者看来，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尚武精神便受到伦理道德和其他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严重制约。先秦荀子曰：“力者，德之役也”，加之中国文化从不张扬个性，因此纯粹的尚武精神的讴歌便从历史上消失了，歌颂代表战争武力的军人必须先经过一番伦理道德的考核，于是，歌颂军人就是歌颂一种道德境界，以张扬个性为主的纯粹尚武精神的崇尚便被视为异端。这就是我们至今没有一部“中国式”《巴顿将军》的文化原因。
其实西汉的霍去病就是中国古代的巴顿，和巴顿一样，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但由于他的那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名言包含为国家而牺牲个人幸福的思想境界，因此也就被定格在历史的丰碑上，其天然的尚武个性却显得并不怎么重要，甚至被一代又一代人刻意淡化。我们民族需要的是伟大武功和崇高道德的混合体，而非单纯的显赫武功。不为德所役的“力”，孔子都懒得提及，岂不闻“子不语怪、力、乱、神”乎？崇尚脱离了道德的尚武精神是十分危险的，于是乎伦理道德与尚武精神的结合便是我华夏民族的文化宿命！我们世世代代只能观摩一个境界高远的霍去病，不能欣赏一个巴顿式的霍去病。
非常奇怪，中国的电影、电视导演们怎么就没有拍一部叫做《霍去病》的历史片的念头？两千多年前，在广袤的大草原上，这位20多岁天才统帅出陇西、过焉支、越祁连、绝大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兵锋抵达今天中亚的贝加尔湖。其用兵来如急雨、去如狂飙，犁廷扫穴般驰骋往来于匈奴腹地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用兵每战必胜，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被汉朝大军打得失魂落魄的匈奴浑邪王率十万部属来降时，部众出现骚乱，当他们正在降与遁之间犹豫不决时，作为汉朝两位最高军事统帅之一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单骑驰入对方阵中，以其超人的气概将对手慑服，迫其归降，这是何等的壮烈之举？美国的巴顿又岂能与之相提并论？当代电影、电视在反顾历史时，或沉溺于宫廷权谋、或痴迷于花前月下，对我民族传统的伟大尚武精神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岂不悲哉！此番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霍去病似乎给人以返朴归真的感觉，一个历史原型悄然复活了，伟大的尚武传统透出复苏的曙光，这多少让人感到欣慰。
被冷落的汉武帝
中国古代帝王谱中，谥号中有“武”字的寥若晨星，为解除国家安全之威胁而对外大张干戈的有为之君亦凤毛麟角。华夏民族统一后的尚武精神的展现，成功地进行战争动员并获致完全的胜利者，除了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之外寥寥无几。然而传统文化重文轻武的倾向十分严重，国人似乎并不珍惜他们的伟大武功，也不愿去深究和发掘深藏于这些武功背后的巨大意义。
谥号汉武帝的“武”字，多少含有点贬义，后世不乏抨击汉武帝用兵频繁，劳民伤财，把文、景两帝充裕的国库折腾得空空如也。其实这都是腐儒之谈、浑浊之见。从当时形势看，全力以赴，一劳永逸解决边患，为后世赢得一个长久的太平，实属英明伟大之举措。当然作出这样的决策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因为代价是巨大的。后世议论汉武，常有穷兵黩武的非议，史称汉武帝晚年有所后悔。笔者以为，前者属于不明事理之言，后者亦不足为训，再伟大的君主和统帅面对尸横遍野的战场，面对因战争而破败的山河，都会有所感触，引发“不忍之心”。这根本谈不上是后悔，而是人之常情，史家以其常人之心曲解雄才大略之汉武帝，实属燕雀之揣摩鸿鹄之情。劳民伤财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受到谴责，在从事自卫、彻底解除侵略势力的战争时，劳民伤财是必要的、合理的。
人们叹服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常常归诸对内削藩、剪除贵族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官营盐铁等等，对外击败匈奴，解除了自战国以来连绵不绝的北方边患。虽然这足以使汉武帝成为一代雄主，但是，汉武帝真正的伟大之处后世并不清楚。
弗兰茨.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把游牧部落比作“熊”，把农耕部落比作“蜂房”，富勒在其名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认为：游牧民族的游动性和农耕民族的定居性决定各自的战争形式，前者被迫选择进攻，后者被迫选择防御。游牧民族是进攻大师，农耕民族是防御大师。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来都是游牧民族击败或征服农耕民族，这似乎是一条千年不变的历史定律。
汉武帝的伟大在于他颠覆了这一历史铁律，将防御大师改造成进攻大师，创造了农耕民族战胜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历史奇迹，汉武帝创造性地采取进攻性战略，将汉民族军事上的天然的防御性格改变为进攻性格，就其规模和对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汉武帝时代的汉民族是历史上唯一向游牧民族采取大规模攻势作战、并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农耕民族，这是东西方历史上的奇观！汉武帝时代的战略和战术都是世界一流的，其中武刚车的发明和在草原地带的运用都属世界军事史上的匠心独运。
汉武帝的伟大还在于他能够克服农耕民族富裕后产生的惰性和懦弱，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从而成功地将综合国力转为强大而有效的国防力量。他在这方面的成功使后世的君王们相形见绌，除了唐太宗外，没有任何人能在这方面同他比肩而立。由于汉武帝和后来唐太宗的努力，北方草原民族征服中原的时间往后推迟了1380多年。
在世界民族大迁徙这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打击后，受到重创的匈奴人开始西迁，以后数百年里匈奴人先后在乌克兰草原和匈牙利草原生息，然后继续西迁，在其领袖阿提拉率领下，卷入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的纷争。公元451年，匈奴人兵锋曾抵达今天巴黎的塞纳河上。匈奴西迁逼迫着阿兰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福人等向西运动，引发了世界民族大迁徙，而这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波是由东方的汉武帝推动的。
这就是伟大的汉民族的文化积淀，这样震撼历史、震撼世界的宏伟大业为之付出代价难道不值得吗？我们现在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光荣自豪，没有汉武的辉煌，光荣又源自何处？没有汉武的伟业，自豪又发自哪里？
罗马与汉朝哪个更强？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鼎盛时期的罗马军队同鼎盛时期的汉朝军队一旦交锋谁更强？学院派或主流历史学根本不屑于考虑、或者不允许考虑这类问题，因为“正宗”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事实说话，不可以进行“假使”、“如果”等虚拟式思维。只有像笔者这样误入旁门左道者才有兴致作一番比较。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面临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压力，这点极其相似。罗马帝国征讨日耳曼部落时有几次全军覆没的经历，这和汉帝国李陵、李广利全军覆没差不多。但罗马帝国在同北方民族的对抗中，从来没有将其逐出家园，远迁他乡，而汉帝国在同北方匈奴的对抗中，最终将其逐出故土，落魄西去。另外，被汉帝国打败后流窜到达欧洲的匈奴人，居然还征服了令罗马帝国头疼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布根第人等日耳曼部落，这些日耳曼部落后来像潮水一样淹没了罗马帝国。以这两个硬指标来衡量，似乎可以大胆判断：汉帝国的军队战斗力同罗马帝国的军队不是同一个等量级的，前者比后者高出两个档次。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细加品味，不难从汉匈对抗的狼烟中闻出一点当代的气味。也不难从汉匈战前外交谋略中看出，当代中国与外部强大势力交往的影子。由于中国的统一伟业受到外来强大势力的干涉，汉武帝在剧中的作为是否牵动着国人的心思？历史的表层千变万化，历史深层的法则一成不变。
汉朝对匈奴的胜利，是“黄老之术”、“儒术”、“法术”交替使用于国家政治的典型范例。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是老子权谋中柔弱胜刚强的经典之作，在文、景时期，先以“黄老之术”养精蓄锐于内，以“和亲”之策稳住外部强敌，示敌以弱。待综合国力上升、整军经武，以儒家的“礼制”和法家的“赏罚”成功地将综合国力转换成国防武力，再同外敌展开角逐。当今中国外交“永不称霸”之精髓，在传统上可归属“黄老之术”，即老子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撰稿／倪乐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