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自柏林归来，带回来一只银熊和一次重感冒。
银熊的喜悦是剧组一起分享的，很多报道也说了，顾长卫导演不肯拿着那只熊拍照；而重感冒的痛苦倒是和蒋雯丽分享的。
回来后照例接到很多祝贺电话，就在来到上海之后，还是不断有朋友问他：“怎么
突然联系不上了？”
他一一回答：“病了，连着难受了两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是顾长卫，没有人怀疑一只区区银熊，就能使他勃然变色。
照例，关心起票房。
上海联合院线的市场总监吴鹤沪告诉他：三天之内，10倍的增长。
他说“噢”——他并没有觉得很满意的样子，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也许还要加强宣传？”
发行该片的保利博纳老总于冬闻言说：“如果是顾长卫说还要加强宣传，那么显然是宣传不够了。”
于是布置起《孔雀》宣传的下一步计划，仅仅关于一条推荐语，就花费了半天时间召集宣传部门讨论。
这个三天，北京的票房过了百万，成都的票房也逼近百万，大家的感受是：这样一部真诚的电影，确实是近几年少见的佳作。
其实不说别的，就是看顾长卫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做买卖会亏本的主——他是绝对不会拿东西唬弄别人的人。
上海首映当晚，上海的名作家们集体自费观看了《孔雀》，其中，有王安忆、沈善增、谷白等等。
而完工至今没有真正使用过的新民晚报大楼里的放映厅，第一次接待的影片，就是报社同仁一致看好的《孔雀》。
顾长卫听到这些情况，没有兴奋，只是问：“他们都怎么说呢？”
他自然高兴，因为这些观众都是知识分子——例来被知识分子普遍喜欢的电影，一定是不做作、不自恋的影片。
但是他又是担忧的，他的担忧在于：如果媒体一再报道了这些消息之后，是不是会让广大的老百姓误以为这就是一部文人电影而阻止了他们迈进影院的脚步？
“我其实拍摄的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片子得奖了，我很高兴，但是我更加高兴听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观看了这部片子——说实话我不是为了我下一部片子的投资而制造影响，下一部片子的投资已经落实了，再说我不是一个乱花钱的导演；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看我的影片，使我们做电影的人都相信其实观众不会拒绝一部好的电影，不管它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片子里有着太多的70年代的情怀，准确的70年代的细节和心结。
关于70年代，一群极浪漫也极现实的一代。
他们无依无靠，因为一切都被瓦解；他们有血有肉，因为一切都很简单。
片中，姐姐为了从小青工果子手里拿回她亲手制作的降落伞，来到树林，果断地脱去裤子。
没有任何情绪……果子见状，大惊，朝自己脚上开了一枪。
涉及身体，却和欲望无关，只是有关理想；他打自己一枪，那是因为他觉得，你比我狠。
80年代的孩子看着说：“应该先脱衣服的呀……”于是70年代的都笑了起来。
将男女大碍做到绝，却仍然可以金童对玉女——这就是70年代。
大家都喜欢的“哥哥的恋爱”，是那样的谐趣又炎凉。
他有一点弱智，但是没有以往影片中那些弱智人群的无条件无理由的善良——人之初，性本恶，也许编剧笃信这个。
他看中一个女工，显然是那个年代里的尤物，当他举着一朵硕大的金灿灿的向日葵站在厂门口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这种感觉，很像卖油郎要占花魁，只是70年代绝对没有明代小说里普遍会有的片刻的梦游。
世道乱，一切尖锐直逼，如尖刀抵住喉咙；你若在这个时刻哼一段小曲，后世看，啊这多浪漫，当是时，一定葬送性命。
所以哥哥注定要落空，注定在一个毫不特别的午后，在一个毫不特别的公园，去和一个跛子相亲。
他傻，但是他不肯吃亏；她跛，但是也一路娇惯——这两个走到大街上可以被人随便欺负的身体残疾的人，心智都是出乎意料的健全，因为毫不自卑。
彼此看不惯，于是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根本不是打情骂俏，就是真的打了起来。
打成了这一家里面，最人世间世俗的夫妻。
顾长卫的手上戴着一根细细的红色带子，胶质的，上面刻有一行英文字：I know。
本命年，似乎是应景系一根红绳。
可是他的红绳又没有红绳都有的脂粉气，扣在他那只表面极其简洁的欧米加手表边上，显得很朴素。
他说这是当年担任艾滋病宣传大使得来的，是一个有意义的标志，上面刻着的“I know”，意思他也喜欢，就是：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最简单的东西就是有着这样玄妙无穷的意思，他说我知道了，根本不用再多说什么。
唯一使人遗憾的，就是关于弟弟段落的简短。
其实从整个故事的叙述来看，因为“姐姐”和“哥哥”的充分，连带着弟弟的不少片段，所以到了弟弟为主的篇章，就觉得不那么饱满。
如果把姐姐定义为“理想主义者”，哥哥定义为“现实主义者”，那么弟弟应该是“悲观主义者”。
甚至到了他回家后期，他这个人呈现出来的一种“出世”的态度，很有中国传统的道学意味——顾长卫说：“谁说弟弟以后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呢？我看有很多作家和他的状态就很像，沉默几乎漠然，看上去无所事事，经历了很多事件于是假装坚强……”
这个弟弟，一生在体验着他当初缺失的青春期。
青春期也许是人生最最接近死亡的时期，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每一次眉来眼去，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导演说：“弟弟有一个会织毛衣的男同学，后来跳进了狮虎山自杀了。”
他一贯的声音声调，但是闻者无不动容——这样的少年这样的情怀，这当中发生了怎样的事件？
其实大家看到了弟弟拿着长柄伞，把伞尖戳向哥哥的时候，已经受不了……都是一些无血的画面，可是内心到底划破了怎样的伤口？
这种时候，如果说一句“残酷”，你会觉得词语的贫乏，因为“残酷”这个毫无意境的词语无法准确表达你心里某一部分的被摧毁。
如落叶被轻踏一脚的“卡喳”一声。
好笑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就说在柏林获奖之后吧——剧组一起庆功，跑去吃吃喝喝，一通玩乐。
随后坐车回家，仍是说说笑笑。
途中，忽然，有人大叫：“熊！那只熊呢？！”
所有人愣住。
“谁？！谁记得带上那只熊了？！”
都在想：好像是拉在刚才吃饭的座位上了。
于是，一通混乱。
导演说：“我们差点把那只熊留在柏林了。”
这种事情要是当时被媒体报道，大概就会被认为是片方的炒作——只是在《孔雀》上海宣传的片刻，电影频道的工作人员都纷纷借那只熊抱着拍照，顾长卫导演想到了这么一件嘘头的事情。
当然要是丢了东西确实扫兴，不过他们对待这只熊的心态，真的没有什么不好。《上海电视》商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