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个镜头到最后一个镜头，贾樟柯的第一部长片《小武》都没离开过他的城市，而《站台》里的主人公，还是由《小武》中主角的扮演者王宏伟饰演，这次却走遍了中国，穿越了时代。让我们从当代回到1979年，“崩克”在英国已经过了时，而在山西省的汾阳市，嬉皮士的风格刚开始流行。毛刚刚逝世三年，他似乎很快会被人遗忘。《站台》就选取这个时刻开始了它的讲述，剧中传奇般的旅程十年后无声无息地结束，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
影片的开头是一幕剧院里的演出，表现的是一种生活方法，歌唱的是民族的伟大舵手。一系列夸张的呼喊构成了背景。《站台》的年轻人出现了，他们是一个剧团的演员。他们显得有点严肃、又有点不大以为然，似乎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马上要去唱，去跳，去笑，却不知道为了什么理由，也不知道是为了谁。这些远离文化大革命的孩子，他们是那个可耻的过去的“残余”，却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他们只信仰明天，只信仰下一场演出，下一个舞蹈。不过，贾樟柯并没有把他们凝固在某一种模式里。
影片的上半部约一小时左右，故事发生在汾阳，表现的是历史与社会的印迹被自我寻找的生活逐渐侵蚀。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宣传符号，戏曲与歌曲的片断还有服装统统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被看作是虚构的场面。走穴剧团所选的一首歌标志着明亮和瑞娟的爱情故事的开始。作为可能是一部以表现后毛泽东时代为主题的影片，《站台》可以看作是一个叙述一代人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漫长历程的纪事年表。这期间，各种时尚不断在变换，对失去的事业从无奈的放弃到狂热的追求。
贾樟柯最突出的才华体现在他目光中的坚定和他影片中表现的不定。历史、政治、亲情、欲望、压抑，谁导致了什么，谁征服了谁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小贾从未很精确的界定故事的背景：排练室的大门总是敞开着。每个场景、每个镜头，即兴之举扣人心弦。一个人过去了，另一个出现了，人们唯有欢迎。政治时间和恋爱时光总是混杂在一起。无论背景怎样地扩大、充实或者空荡，其实都没有变。因为明亮和瑞娟并不是理想中一代叛逆青年的代表，更谈不上是另一个社会的表率。如果说《站台》是一部充满着苦涩而又给人光明力量的政治影片，这首先是因为影片的主人公在一片土地上游历(中国各省)，经历着强加给他们的时代(从一切为政治到一切为经济)。要么他们尽已所能的去改变它，要么他们被迫适应它。象影片《小武》一样，人物与导演没有逃避现实去创造一个放松的“别处”，他们接受现实，寻找他们现在的标志。
他们不停地估摸着自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并没有考虑离开它。这种随缘的状态代价很大，即便是你没有逃避现实，现实却自己走开，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幻想。这就是影片中流动的历史。历史先是被用来开启幻想，然后又象幽灵一样回来发号施令。从剧团演第一场戏开始似乎已过去了无尽的时光，突然，上头来的新政策逼着自称为“革命艺术家”的明亮，还有他的伙伴们认识了“市场经济”。剧团没了补贴，只能走穴，团里一个不起眼的、连话都说不利落的人把剧团买了。这要跑很多门路，办许多手续。有人同意离开汾阳，有人不干。明亮和瑞娟分手了。
这样开始了下半部电影，出场的人要少的多，几乎像是部西部片，剧团在平原上偏僻的村庄与汾阳城间长年飘泊，偶尔回来几次。中国看起来只是一片广袤的大沙漠，无所事事的人们到处游荡。明亮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身上承载着一切。这个男孩个子不高，带着幅眼镜，总是一幅无所谓的样子。他能长时间的保持沉默，或在歇斯底里的时候冥思苦想。自拍了《小武》后，贾樟柯和王宏伟不断地把这个角色刻划地更加细腻。他们创造了当代中国电影中最不可能有的角色：一个可笑、消沉的家伙，又很天真，随时会受到伤害，经受各种考验，他是这部充满智慧和欲望的电影里的一个理想人物。这个小伙子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很理解那些悄然而来的变化，这种态度非常令人感动，但他仍然会被这些变化所淹没。比如，在大家都穿着直腿裤的时候，他第一个穿上了象腿裤(喇叭裤)。在一幕引人发笑的戏中，他的老父亲确信这种衣服穿上肯定难受，问他还能不能蹲下去，明亮很顺从地蹲了下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在剧团里，他也是最早试唱新歌的歌手，经常弹奏张军带给他的吉他、听合成器的音乐磁带。他不断地在听、在找感觉、在探索，总是保留着一分快乐，总是能够宣泄。这样子直到艰苦的几个月后剧团终于面临破产。一个雨夜，面对着稀稀拉拉的观众，他象疯了一样乱蹦乱跳，引了几个大汉也在声嘶力竭地胡喊乱唱。他莫名其妙地和这些比他壮很多的人打了一架。他是剧团里唯一碰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的人：在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他遇到了孱弱的表弟，他正在给一个贪得无厌的煤矿老板打工。明亮明白了资本主义就是一方面让人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又逼着很多人走向崩溃。透过他，展现着十年的历史，粗暴地加速(变革)，还有行动可能性的衰减。在他的每一种态度里都隐含着悖论，人们不知道是这些事件穿越了他，还是他超越了这些事件。他到底是个天真的牺牲品，还是个不事张扬的英雄。
这种斗争就是贾樟柯电影的根基所在，它在《站台》中无处不在，即便是空间里一无所有，即便是没有什么动作，或者只是些漫无目的的动作，也能感觉的到(这种斗争的存在)。在最后回汾阳前，剧团里只剩下了五个人，其中有两个姑娘。他们来到一个小镇，一个非常简陋的汽车站被权当作一种机构，姑娘们给两位自称是干部的老头唱了她们最新编排的歌，其实也只是一段早已过时，被人唱滥的美国音乐剧中的片段。姑娘们很好看，老头很高兴，在尽情地享受。老板问他们要演出许可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负责人不在。权力消失了。不知不觉中十年过去了。离此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天安门发生了一件全球性的大事。在汾阳，消息来得很慢，时间在突然变长的头发里无聊地逝去，明亮和瑞娟重逢了，这对革新派的夫妇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生了一个娃。
《站台》是一位刚过30岁的年轻人的杰作。他的肩上承担着中国电影的希望，或许还有别的。当主人公们伴着一些简单的旋律漫舞狂歌时，他们是前卡拉OK时代的偶像，片名中透着一股怀旧的情绪，因为它取自于八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
贾樟柯说“八十年代的生活象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真像是在回忆一个仍在生活与歌唱中进行抉择的世界。作者：OLIVIER JOYARD 译者：李建载自法国《电影手册》2001年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