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黎明
在孔庆翔走红后不到一年，国人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成为“走音偶像”。成千上万的国产孔庆翔们正在争先恐后为电视观众提供无偿的消遣和笑料，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湖南卫视开创了“超级女声”这个平台。
严格地说，不是开创，而是成功地复制。从任何角度看，“超级女声”都是“美国偶像”的克隆版。当然，“美国偶像”也不是原创的，它是英国的“大众偶像”的美国版，但它能把一个貌似普通的歌唱比赛节目做成风靡全美的文化现象，自有其特殊的奥妙。
什么叫“风靡”？试看，咱们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一般都在2-4点，即所有正在观看电视的观众中有2-4%观看该节目，而“超级女声”达到10点，“美国偶像”保持在25-30点。“美国偶像”本季度共有五亿观众参与电话或短信投票，是上届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数的四倍多。
学习美国走红电视节目，“超级女声”不是第一个，但只有“超级女声”学到了真谛。这“真谛”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观众的参与，二是丑态的展览和刻薄的针锋相对。第一条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其经济价值会让任何企业垂涎欲滴，无论是一毛钱一条短信，还是一美元一个电话，乘以数千万或上亿，都是可观的收入。但更为关键的却是上述第二条原因。
“美国偶像”的台柱是“反角”西蒙·考韦尔(SimonCowell)，他是三名评委之一。跟“超级女声”不同的是，美国版的三名评委中，两位唱白脸，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昙花一现的歌星宝拉·阿卜杜尔更是继承了美国学校和家庭的传统，滥用溢美之词。英国人西蒙扮演黑脸，尖酸刻薄加上吴宗宪式的急智，使得他的评判成为节目中最富戏剧性的场面。西蒙对孔庆翔的评价(“你不会唱歌，不会跳舞，还会做什么？”)算是非常客气的了。
美国人对西蒙既爱又恨，有人嚷着要给他寄炸弹，但大家都知道，缺了他，这个节目就没看头了。进入决赛的参赛者对他的评价出乎意料的好，他们说，正因为他难得说好话，因此一旦有正面鼓励，那就极有分量，比“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夸奖值钱多了。
虽然中美两地的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国民众都遵循一种不成文的“文明礼貌”规则，即避免当面揭对方的疮疤。美国流行大而无当的鼓励(“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而中国则一定要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再来轻描淡写地提一笔“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像西蒙、胡吗个、李文君那样冰凉刺骨的坦诚，便具有强烈的颠覆传统的意义。从戏剧角度看，他们剥开了裹藏在层层委婉语中的真实评价，使得矛盾冲突处于随时激化的边缘。
由于“超级女声”在海选阶段故意选播大量没有自知之明的选手，该阶段的节目实际上是喜剧甚至闹剧。评委打碎选手那脆弱的自尊心，嘲讽她们五音不全的歌艺，这完全符合“把丑陋的东西破坏给人看”的喜剧理论。“破坏者”当然要遭人骂，但他们却满足了抛弃虚伪温情、畅快淋漓说真话的群体诉求。至于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扮演这些挨骂的“恐龙”角色，这也符合“全民娱乐”时代众多人的“暴露癖”。总之，一方愿打，一方愿挨，权当社会竞争中战胜和挫败、施虐和被虐的演练吧。
尽管这类节目属于“真人秀”，但必须有强烈的戏剧性才能大红特红。也许是因为语言障碍，多数西方节目被国产化时，往往只保留皮毛。比如“生存者”，在美国是一个体力加智力的竞赛，各种野外生存的比赛只是为了画面好看，真正的卖点是选手们的勾心斗角，十足暴露了人性的丑恶面，比我们古装戏里的宫廷斗争还精彩。而在我见到的各种中文克隆版中，这只是一个体能竞技节目，戏剧性非常弱，因此缺乏宣泄功能。
相比之下，“超级女声”至少有胆量超越歌咏比赛，把“献丑”和“损人”当作激化戏剧矛盾的武器。这是它成功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