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轻、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容易酝酿出满腔热血；在功成名就时容易变得顽固和宽容。开始秃顶的崔健在2005年拿出《给你一点颜色》令人肃然起敬，这一专辑与他新近再版的经典保持一致的不妥协不宽容。
我属于70年代出生，80年代接受教育的一代人。崔健的音乐在80年代深深地影响了我和我的伙伴们，那种感觉真像是在谱写一首摇滚音乐一般，我似乎是抱着吉他用歌声宣泄
着自己的想法。
一顶缀着红五角星的棒球帽，一件敞开领口的绿军装，一把新鲜的电吉他，10年前我们嘶哑的吼声是愤怒的。邻居和老师们应该还记得我们那些被视作异类的崔健歌曲：“给我点肉，给我点血，换掉我的志如钢意如铁。给我点感觉啊，大夫老爷；给我点爱情啊，护士姐姐，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到雪地上去撒点野。”
大夫老爷可能是指严肃的老师，护士姐姐可能是指邻班的女同学。我们并非没有感觉，而只是发现社会根本不理会我们的想法。崔健的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信念，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标志。我们可能是他最好的受众，他的歌声记录了我们那一代人嚣张的进取和飞扬的激情，那时候的我们是充满着激情的，尽管这种激情常常被误解为愤怒和叛逆。
不过，80年代的人并不仅仅是愤怒的，我们同样充满爱国主义理想和民族责任感。我还记得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齐声高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中写道：“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差不多真有2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似乎收敛了当年愤青的情绪。我们有了新的价值观，我们崇尚工作，我们依然积极进取，我们对国家民族承担的责任丝毫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我们表达激情的方式不再是怒吼的《一无所有》，而是在平常工作中的积极进取。
崔健推出了新的专辑，我立即热心起来，然而翻唱一首改编自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似乎并不能触发我们怀旧的脉搏。而新作《网络处男》也似乎意在迎合新新人类群体的听众。
当我们还是18岁的年轻人时，我们的激情不被社会所理解和认可；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处于转向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我们感觉自己有蓬勃的理想却没有用武之地。我们似乎被当时的前辈们视作是一种叛逆，我们自己也满足于做这样的叛逆。而当我们用审视的眼光看待新新人类的崛起时，似乎并没有当年愤青的痕迹。我很怀疑这些新新人类是否会像我们当年一样去支持崔健，他们的偶像是周杰伦或者蔡依林，他们只希望“在自己的地盘上做主”，而并不打算“到雪地上去撒点野”。
“那些支持我的听众都已经30多岁了，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们都回归家庭了”。崔健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他不得不去学校发掘新的听众。是的，我们这些铁杆的老歌迷回归了家庭，但我们只是脱去了愤怒的叛逆外套，却依然保有激昂的青春能量，在平常的工作中默默地释放。
“我现在发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叛逆的愤青，我骨子里受的是很传统的教育，我是一个很保守、很传统的人”，崔健用这段意外的坦白结束了采访。我曾经自己动手制作过一顶崔健的标准帽子，把一块红布剪成不太规则的五角星状，再用针线缝在一顶白色棒球帽上。几次搬家之后，这顶帽子依然躺在我的衣橱里，只是每天早晨，我打开橱门时，总是在一排领带中做一番选择，而从不动手去拿那顶帽子，它也就一直静静地躺在记忆的角落里。
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已经成长起来了，我们改变了自己，但是崔健没有变。我们还要继续“埋着头，向前走，去寻找我们自己”。我们希望崔健能够“留在老地方，走在老路上”，而我们自己却“伸手指向大海的方向”我们还要“挺胸膛笑扬眉”，唱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我们最终将改变世界，而崔健则无需改变，就像衣橱里的那顶原封不动的帽子，是那个激昂奋进时代的见证。撰稿／周洛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