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敏
梨园行有句老话：十年磨一戏。
在影视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几十年里以同一个形象出现在银幕，参与的影视作品都属于重大历史题材，饰演的都是重大历史人物，尤其中国革命史上地位独特的领袖人物。
这些人往往是精挑细选出来，并被予以严格要求标准。他们长得漂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长得像不像，像谁。他们是特型演员。
因为所塑造角色的特殊，这个群体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他们在银幕上使领袖复活，在生活中也备受关注，有人甚至把他们的角色与本人等同起来。受惯性驱使，公众往往把他们当作“领袖”景仰。同时，对他们的期望和苛责也比一般明星高出许多。
上世纪80年代，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如破土春笋，这个群体开始活跃在大小银幕上，当他们特别设计地出现在各种场合，都会受到领袖般热烈欢呼，风头无俩。90年代后，影视界遭受市场经济冲击，转向娱乐商业化，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开始减少，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人逐渐淡出观众视野，几乎被遗忘了。
7月2日，扮演毛泽东的著名特型演员古月突发心肌梗塞，在佛山市三水人民医院去世。一时间。
争议不断
“特型演员”是中国特色的说法。1979年，为筹拍大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八一电影制片厂以“特型演员”的名义，在全国挑选了一批长相酷似新中国领袖的人，归编在八一厂下属的演员剧团。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是演员出身，包括时任昆明军区文化干部的古月。
令人意外的是，对于这个称呼，现在的特型演员群体里，出现了极大争议。
扮演刘少奇的特型演员郭法曾说，“特型演员这个词本身就是极其不准确的，顾名思义，特型就是长相奇特的。你演领袖怎么能说特型呢？”扮演周恩来的特型演员王铁成也极为反感，“我们又不是仨眼睛俩鼻子，也不是五短身材。什么叫特型？特在哪里？领袖不是人吗？起这个名称就是没文化！”
郭法曾解释说，之所以要较这个真，是因为这个队伍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阵容。“一种就是八一厂选的古月、柴云清、赵登峰这些人。他们大多不是演员，是专门找来准备演特型的。严格地说，这些领袖很难塑造，演员不具备一定的才学是很难模仿的。后来实践证明，这个班子不好用，连八一厂导演拍戏都不想用他们。而另一种是后来这一批：王铁成、卢奇、刘怀正、黄凯、张克瑶等，我们本来就是搞表演的，所以我们不属于特型。因此，这个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观众看着也疑问比较多。”
王铁成特别指出，“比如八一厂招的一位演周恩来的演员，原是辽阳的一个电影放映员。在电视连续剧《周总理的一天》中出现了两三集，长得是非常像，但一点周恩来的神韵都没有，举手投足完全像一个极粗俗的小人物。连邓颖超看了之后都大为生气。他至此就没饭了，怎么办啊？就混吧，现在据说他的军衔已经是大校了，这不是瞎胡闹吗？再比如古月，那种派头根本不对。光长得像，成天乐乐呵呵，拿手一比画，就毛泽东了？根本不行。他却成为全军17位文职将军之一。”
由于特型演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也使得这个群体备受争议，关于一些特型演员的人品问题也成为公众话题。
“特型演员就是沾了饰演人物的光。他们中有一些人就仗着这个，跑出来招摇撞骗，学着领袖的样子挥挥手就糊弄过去了。说实话，从心里面我挺看不起他们的。”娱乐记者伊夫说。他采访过多位特型演员，曾在报道里揭露了古月在菏泽水灾中对灾民袖手旁观，只顾自己敛钱、买走私车、嫖娼被拘、并且声称是毛泽东丢失的儿子毛岸龙等劣行。“人死了也就不好多说了，但我以前写的，都是真实的。”
不过伊夫也表示，“一般来说，观众对于特型演员的幕后生活更有兴趣。与其说关注这些特型演员，不如说更关注他们饰演的政治人物。因此观众们会把他们看得比较高，要求也比较高。但这完全是老百姓一厢情愿，不应该这样把演员和角色混为一谈，应该人和事分开看。”
遭遇变迁
特型演员这个特殊现象，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当时有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全苏联挑选了一位长相酷似斯大林的人，为培养成斯大林的特型演员，专门把他安排在一间豪华别墅里，配备相当级别的警卫员和秘书，汽车、司机、保姆一应俱全，他只要整天拿个烟斗，阅读有关斯大林的所有资料，以寻找特型角色的灵感。
1978年，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在电影《大河奔流》中饰演毛泽东，成为中国银幕上第一个领袖形象，不过戏份不重。80年代初期，电影《西安事变》中，特型演员开始以群体出现。此后十多年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市场上，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特型演员火爆一时。
郭法曾回忆，“据我所知，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不赞成在影片和舞台上表现这批领导的形像，防止个人崇拜的思想出现。所以70年代以前没有这样的作品。直到80年代初，打倒四人帮后，文化事业活跃起来，而且老一辈革命家逐渐都去世了，这才开始创作重大历史题材。所以当时群众反响特别热烈，一看到爱戴的领袖形象出现，就掌声雷动。”
90年代，电影市场产生了巨大变化。受到西方大片和国内商业片的强力冲击，重大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逐年减少，不再受观众宠爱。特型演员的前途面临重大考验。
“以往所谓这样的主旋律片子都是单位公款组织看，靠这个来支撑。”伊夫说，“所以特型演员完全是计划经济这样特定环境的产物，当这种经济制度逐步瓦解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也就越来越萎缩，他们的失落和边缘化是必然的。”
“观众是需要培养的，我们过去禁锢的时间太长了，历史上艺术创作是比较僵化的，一开放，大家当然要换换胃口。所以商业片充斥进来后，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喜欢看。除了商业片冲击外，这种题材本身也存在问题。”郭法曾不无感叹，“也有一部分观众喜欢重大历史题材，这部分观众至今存在。只要有思想性、艺术性好的片子，即使是重大历史题材，也绝对能打败那些无厘头和戏说。可是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受很多的限制，因为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只能写领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并没有真正去挖掘故事。这样一来观众的期望就走在创作的前面了。”
谈到这一点，王铁成情绪有点激动，“历史题材片所有的情节这20年都写完了，再写就是编的了。还美其名曰创作，全是概念化的，一点人文、个性、思想冲突都没有。大都在写假戏，假历史！”
因为多年来只饰演同一个特殊角色，戏路已经被固定，很难有机会接其他的戏。一些特型演员离开了特定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只能充当可有可无的配角。
郭法曾说，“我们最大的欣慰就是演了这个领袖人物，受到全国人民的肯定。但演员的悲哀在于，太被认可了，自己的戏路也就窄了。演领袖有政治意义在里面，谁还敢用你演其他的角色？王铁成是我的师哥，他多才多艺是个杂家，最想演京城遗老遗少，提鸟架笼那种。可是演了周恩来，他就来不了这个。你们应该在文章里呼吁一下，一个演员，不应该把他当周恩来，他为什么不可以演这个呢？”
境遇不佳
1997年2月，特型演员黄凯、刘怀正、刘锡田等在美国突遇车祸，酿成群死群伤的惨剧。在当时媒体引发争论，他们此行被定义为“捆绑式走穴”。
遭遇变迁后，特型演员的景况一落千丈。凭借高超的化妆技术，现在有许多非特型演员也开始抢占阵地，例如著名影星唐国强，近年来在多部电影、电视剧中饰演毛泽东，由此全国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多达10个以上。有限的特型角色也面临危机，许多特型演员没戏拍，仅靠很少的走穴机会挣点外快。古月此次前往广西、佛山，就是参加当地一个由私人老板出资组织的活动。
“演领袖的人，也是饮食男女，也跟正常人一样，需要挣钱时挣钱，需要发牢骚时发发牢骚，甚至也会骂大街。有机会走穴的，给钱也去。”王铁成直言不讳。
年已七旬的王铁成，现在基本处于息影状态，在家写字画画为乐。前不久，一部反映中美建交22集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找到他，盛情邀请他出演周恩来，并承诺片酬12万一集，与当红影帝陈道明行情一样。但他嫌戏太散拒绝了。“为什么我不拍戏？现在很多人都是一肚子私心杂念，根本不了解历史、尊重历史。一部需要8个月的戏3个月就完成了。跟我们拍《周恩来》天差地别，那时一年零八个月，我一分钱都没要，几乎所有人每天含着眼泪完成拍摄的。这种创作状态现在哪有啊？”
但他也承认，特型演员并不都像他这么自在，“有些人只要有机会，不管多少钱就去。毕竟演领袖的这些人都是老头老太太，在影视界已经不行了，因为这就是小生小旦的艺术，越年轻漂亮越好。这种情况下，撞上一部戏，有两三集，给个三万五万的，能不去吗？”
扮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卢奇告诉记者，特型演员的经济收入少得可怜。“特型演员大多都是部队的，部队首先就不能做广告，拍广告轻松挣钱又多，我听说一般明星广告要价都在150到200万之间，但这个钱就不能去挣。而且部队管理比较严，比如出国都很难。拍戏呢，重大题材都是国家投资的，不像商业片私人老板投资，只要你能卖钱，就出高价来请你。”
他还透露，“特型演员的演出酬劳，中央台规定最高每集1万，以前是5000。现在市场经济，商业演员一集戏都是7、8万、10来万，我们这个数目低得很。而且特型演员的戏不像商业演员那么多，机遇少，收入也就少多了。像我们在八一厂拍的片子都没酬劳，就拿工资奖金。一年才两、三万，人家一部戏就是我们的多少倍了。金钱上是不能和他们相比的。”
“但我们拍戏都很认真，不把这些人物一点一滴塑造好，要挨骂的，所以压力比一般演员大得多。而且特殊题材拍摄还很辛苦，往往是最热的天，棉大衣、棉鞋、棉裤、棉帽全副武装，3万伏的大灯照着，还要把炭盆端进来烤火，你想想？造型需要在脸上粘很多胶皮，天气热的话，三天下来皮肤就捂烂了开始发炎。有时为了弄出皱纹来，要在脸上刷乳胶，对着风扇吹，皮肤都绷开，很疼，对皮肤伤害特别大。拍战争戏，外景地都是最艰苦的地方，往往是站在风口上，冬天冻得手都僵了，脖子像刀割一样，一说话满嘴都是沙土。行军经常在水地，水都是臭的，出来后浑身都是湿的，第二天又湿又臭的衣服还得继续穿。”卢奇说，关节炎成了他的职业病。
不过他最担心的，还是目前特型演员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起来很慎重，挑选演员都需要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审批。以前因为比较重视，全国范围内挑选，并培养了一批得到了认可的。但是现在这批人去世的去世，老的老了，或者身体发胖不能演了。现在要再找很好的‘毛泽东’、‘周恩来’就不好找了。年轻的一批厚重感不够，没有很突出的，要再规整出一批比较合适搭配的就很困难了。而且现在对这种题材不是很重视，像与不像都可以演了。”
前苏联的“影子”悲剧
实习记者 汤涌
黑泽明的《影武者》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小偷被要求装扮成死去的大军阀武田信玄，最终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影子”还是本人。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得颇为真切：变成一个人的影子，是很痛苦的事情。
前苏联的许多特型演员，都承受了做“影子”的苦。
累死的“列宁”
退役红军战士、业余演员史楚金的生活被高尔基的一句话所打乱。在一次话剧排练间隙，大作家对他说：“您能演列宁。”
这就是为什么拍摄《列宁在十月》的政治任务分配给导演罗姆的时候，他首先找到史楚金这个大脑门。当时罗姆必须说服他，因为5月才拿到剧本，11月7日必须搬上银幕。
“三个月，不可能。”史楚金认为这是领导不懂业务，太仓促了。罗姆除了强调“这是政治任务之外”，还想用剧情打动他。当讲到“列宁盖着别人的大衣睡在地板上”的时候，史楚金终于答应了。
从此他开始揣摩列宁的讲话，他的笑。剧组请来了当年在列宁身边工作的曼努尔斯基，请他模仿列宁的笑。可是他看到打扮成列宁的史楚金就呆住了，他再也笑不出来了。“那您就听我笑吧！”史楚金开始笑，真像，天啊，真像！曼努尔斯基惊呆了。
最后一关是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将集体看看这个列宁是不是够像。那天早晨，他们听到了过去习惯听到的列宁式碎步，史楚金进来之后，他们不由自主地向“伊里奇”问好。和许多年前一样，他们开始汇报工作……
史楚金出现在摄影棚里的时候，那些群众演员没等导演讲戏，就大声呼喊：“乌拉！”史楚金在摄影棚里就是列宁，即使在休息时间，他也是做出列宁的神态来。他入戏越来越深，尽管如此，列宁的夫人普鲁斯卡娅看过影片之后还是感叹：“史楚金太累了。”
因为他毕竟只是史楚金，不是列宁。他听了这个评价之后，决心在《1918》当中，把自己彻底变成列宁。为此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电影杀青之前，他就不幸去世了。他是第一位累死的特型演员，但不是最后一位。
“斯大林”在寂寞中愤死
1936年，在大型革命历史影片《伟大的曙光》中，米哈伊尔·格洛瓦尼第一次扮演斯大林。样片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看了很久，没有说话。人们都为这部影片的命运担心时，斯大林感叹说：“没想到我年轻时候这么英俊和富有魅力。”从那一刻起，格洛瓦尼成了苏联影坛的当红影星。
1946年，格洛瓦尼在历史巨片《宣誓》中扮演斯大林，这部影片伪造历史，虚构了列宁逝世时，斯大林接受临终嘱托，成为列宁正宗嫡传的情节，格外合斯大林的意。
格洛瓦尼去斯大林的别墅接受接见时，穿了他那身《宣誓》里的戏装——制服上衣、高腰皮靴、翻毛皮领大衣，把那里的大小官员们都吓呆了。斯大林非常赏识他的装束，他握着格洛瓦尼的手说：“现在，你算把我研究到家了。”在宴会上，斯大林看着格洛瓦尼的脸提议：“为人民领袖斯大林，干杯！”
因为扮演斯大林，格洛瓦尼四次获苏联文艺界最高奖——斯大林奖，一次获得前苏联政府最高荣誉奖章——劳动红星奖章。1950年，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格洛瓦尼被授予“苏联功勋人民演员”的称号。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命令将电影中格洛瓦尼的镜头全部剪掉。尽管格洛瓦尼要求演出一些别的角色，但是他一张嘴就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让导演非常为难。他已经没办法扮演别的角色了。最后他被调离演员岗位，去搞行政工作。
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经常在剧组彩排离去之后独自爬上舞台，面对空空的剧场咆哮，发脾气，一遍又一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不就是演了斯大林吗，那演希特勒会怎么样！”不久，他就一病不起，在斯大林诞辰日那天，他在寂寞中愤怒地死去。
“领袖”为生计奔波
在前苏联，演员都是国家干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扮演过领袖的演员突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除了接演一些影视节目之外，他们也四处走穴挣点外快。
72岁的俄罗斯演员萨格扬曾经成功扮演过30多次斯大林，不久前他来到中国拍摄电影《北纬三十八度》。有戏拍，这是很开心的事情了，所以尽管路途遥远，他还是来到了中国。
红场上有一位“列宁”靠和游客合影为生，一次要几十个卢布，补贴一点家用。而有的和侏儒、杂技演员、驯兽师搭伙组织表演团，到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淘金。明斯克航母公园就曾经请来过一位“列宁”。中国人对列宁的感情比较深，是“列宁们”寻找工作的好地方。
尽管和普通人相比，特型演员的生活不算差。他们还是怀念过去当国家干部，有戏拍的日子。1991年之后市民经常上街游行，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养老金而抗议，队伍里就出现过好几位“列宁”和“斯大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游行队伍里的“列宁”喊出这样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