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许巍是摇滚圈里让人疼惜的一位天才人物，而外面人知道得很少；2002年许巍复出重获新生，被主流媒体一致推为“最具人文气质的创作歌手”，2004年还被某门户网站封为“年度人文歌手”。
如今，“人文气质”化为人气，人气之高竟至可以在工体开演唱会了。
许巍演唱会的门票，卖得最快的有三种：180元的最低档票，1000元两张的套票，还有1200元一张的贵宾票。这三种价格的票对应的主要是三种人：学生、中产阶层和音乐圈的专业人士。
在中国人能够大量接触到的通俗音乐中，打工者有《流浪歌》，市民有《两只蝴蝶》，少男少女有F4、蔡依林，愤青和发烧友有国外摇滚，可还有一群同样需要音乐抚慰的人孤寂地等待着属于他们的声音，这就是一部分略有人文意识的白领和即将成为他们的大学生。这群人的前身可能是愤青、文青、艺青，也可能仅仅是爱思考的乖孩子，但他们现在都是在社会最主流的位置上，尽自己的本分。
以许巍为代表的所谓“人文歌手”，是为他们而来。
谁是人文歌手
当初许巍在获“年度人文歌手”奖的时候谦称自己当不起：“因为人文歌手，需要很高的素质”。暂不探究“人文”的深意，只把人文歌手当作一个歌手类型来看，在中国内地新鲜，在国外却是由来已久。BEATLES的LENNON可谓人文歌手的极致，那句歌词“ALLYOUNEEDISLOVE”击败雪莱的诗成为英国伦敦机场对全世界来客的欢迎词；U2、STING……西方优秀的“成人摇滚”歌手几乎很少不属于人文歌手的行列。在台湾，罗大佑当属典型的人文歌手，90年代的黄舒骏、陈升、郑智化、早期的李宗盛，都是这个传统中的一员。
在中国内地，崔健曾在80年代惊鸿一现。2000年以后，随着专辑的热卖、得奖和演唱会的举行，朴树、郑钧、许巍、汪峰等原先单兵作战的人文歌手在强有力的人气支持下浮出水面，汇聚出清晰的形象；李健、丁薇、朱哲琴、水木年华等作为第二梯队不断努力着；周云篷、洪启等在地下等待破土；张楚、艾敬准备伺机复出。
一线的人文歌手基本有一些共同特征，如：30岁以上，有音乐创作和诗歌写作的天才，嗓音独特，父母亲是知识分子，本人有高等教育背景，热爱阅读、艺术电影和戏剧，不管长得好不好看，都是以音乐本身而不是曝光个人生活保持人气。
他们的团体意识也正在形成：汪峰经常和许巍互发短信，鼓励对方坚持下去；郑钧把李健签为旗下歌手，显示出团体内部的代际提携。
摇滚或者校园
人文歌手的词都很强，很多歌词单拿出来看都像是一首诗。许巍和崔健的歌词还曾在1998年入选《中国诗歌文选》。
他们惯于用既不是特别形而上，又不是特别形而下的文学手段，写人生的感悟乃至生命的真相。他们写人在各种情境中的感情和体验，决不局限在个人的题材里，更不仅仅歌唱爱情。可当他们切实关注社会生活的时候，又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比如他们不会像一些民谣歌手那样，直接去描述一个下岗工人的生活。
他们的音乐风格个人性很强，决不追随潮流，不会今天R&B火就做R&B，明天拉丁火就做拉丁。你甚至很难说出他们的音乐到底是什么风格，有人评价许巍的音乐类型是“十三不靠”，而李健的第二张专辑的扉页上赫然印着：“2005年最温和的逆流”。他们做不了别人，只能做自己。
虽然无法以类型划分，但目前人文歌手的音乐仍可见两个明显的源头：摇滚或者校园。当荷尔蒙随着青春回退，或老到不好意思太纯情的时候，如果一个歌者还有创造力，也许就会人文起来。这时候他们的音乐温和内敛，几乎看不到直接的愤怒。歇斯底里地挥霍激情或纯情的日子一去不返，他们不可能再把“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许巍《两天》），或者“听着隔壁提琴的抽泣，喝着世事煮沸的肉汤，在疯狂的边缘失眠”（汪峰《晚安北京》）。
在这些大信息量的，内容深厚的歌里，也许思想还不是那么多，但一定是有灵魂的。至少，那儿留下了一些思考的痕迹，也留下了歌者试图成为一个广博、优雅、健康的“精神成人”的努力。
精神中产阶层
人文歌手的受众绝不承认自己是追星族（朴树的一部分歌迷除外，这就像一些女孩子假装喜欢足球，其实只是喜欢贝克汉姆一样），他们可以与许巍幸福交谈两小时，但之后还是忍住了没找他要签名。
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些人想听的歌是那么难找呢？或许因为他们不容易满足。他们视流行为粪土，但又有可能在交响音乐会上打盹；他们不能容忍歌词简陋，又讨厌过于渲染的文学修辞；他们拒斥刻意的小资情调，留意大陆本土的声音。他们喜欢的作家是王小波、海子、余华。上述强烈的共同特征都可以在许巍的歌迷群体自发进行的网上调查中找到。在歌迷职业的调查中，有很多是学设计或和艺术有关专业的人，或许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最常见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就是艺术的理想和活命的现实。
世界越是浮躁，就越需要人文关怀。中国的精神中产阶层正在形成，而人文歌手，同这个阶层一样，在若隐若现中。
曹红蓓（北京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