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音乐节现在越来越多，但信誉危机似乎也越来越多。7月末的内蒙格根塔拉草原音乐节和最近广州的现代音乐节都遭致非议，由此而来的疑问是:音乐节在国内是否不合时宜，是否已经穷途末路？
我认为不是。音乐节在国内并不缺少市场，搞不好只能怪自己——在组织工作、地点选择、寻找赞助商、市场定位、宣传策略等各方面——不能怪市场。
商业失败对主办方投资方来说是致命的，更致命的是媒体对音乐节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事实上商业失败不能完全抹杀音乐节内容上的可取之处，可惜惟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在一个混乱的音乐节注定会忽略音乐。他们完全忽略草原音乐节音乐上的新意，比如舌头复出，比如窦唯&不一定乐队首次在户外音乐节亮相，比如在一个摇滚乐一手遮天的音乐节还出现了“铁观音”这样有趣的即兴实验组合。而在广州，像灰野敬二&吉田达也，以及土瓦乐队YAT-KHA这样重量级的演出，除了个别乐迷个人博客上的现场评介，除了我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小文，似乎就没有引起什么媒体关注。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现代音乐节主办者制造了过多的音乐之外的负面新闻，转移了媒体的视线。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内蒙音乐节的报道标题是:《光有音乐是不够的》，《南方周末》关于广州音乐节的报道标题是:《500人的音乐节》，应该说都相当犀利。但我还是要质疑一下《三联》的报道，且不说该报道连参加音乐节的三十支乐队都只礼节性地提了几支并且无一字提及现场音乐，它“收集罪证”式的采访方式还是太武断了，比如说对采访对象的话断章取义，基本上把我、颜峻等人都变成怨妇，好像我们是去草原骂娘的。但不管条件多艰苦，我在那过得快活得很，我关于草原音乐节的评论标题是:《马粪上的星光》，有的人只看到了马粪，但有的人还看到星空。《三联》记者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不觉得搞这个音乐节污染了草原的生态环境？我想记者可能知道为了不破坏农场生态环境，英国一年一度的格拉斯通伯里音乐节明年将休办，后年再搞。但对中国摇滚来说，这是多么奢侈的问题！，一个自己连奶都吃不到的苦孩子，居然被要求承担起哺育祖国大地的重任:你丫为什么不学格拉斯通伯里保护环境，你丫为什么不学LIVE8人道关怀一下矿难？这样的问题还是请首先去问我们为民作主的政府吧。
内蒙草原音乐节肩负重振一个日渐衰落的旅游区的重任，但也势必被这个衰落的旅游区拖累——首先是糟糕的交通，光凭这一点就完全没法和去年贺兰山音乐节相比；广州现代音乐节历经Painkiller不来(本来我已给南都写了一个整版却临时撤稿)和长隆夜间野生动物园不做(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之后竟然还要更换地点)这两大没谱变故，已无任何成功可能，只能铤而走险。作为乐迷，这两个音乐节都给我留下不少幸福的时刻，但对主办者来说，代价却过于惨重了。事实上，假如条件不够，音乐节宁缺毋滥。
从大环境来说，音乐节作为崔健所形容的“重型消费”、“大功率娱乐”势必渐成潮流。政府的政策宽松也是一大动因，剩下的就看主办者、策划人的本事了。草原音乐节和广州音乐节都受到政府支持，而在北京，随着中法政府联手主办的法国音乐节的成功举办，随着崔健“真唱运动”告捷和北京个唱12年后的解禁，音乐气候正在悄然剧变。9月17日，朝阳公园继举办法国音乐节之后又将举办一个摇滚音乐节，压轴的是英国摇滚史上最迷人的主唱之一、石玫瑰(Stone Roses)乐队灵魂伊恩·布朗(Ian Brown)，而国庆期间，传统的迷笛音乐节也历史性地通过审批，移师海淀连搞四天，第一次可以公开售票，真正从地下走向地上。
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当然需要越来越开放的娱乐方式，音乐节不是有没有市场的问题，是你如何把握市场、规范市场、适应市场、引导市场的问题。
本报特约娱乐评论员 张晓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