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的这场“超女”在“娱乐至死”的同时，也引来了专家学者的严肃审视目光。我们不妨把各种深层思考的声音做个概要总结，毕竟这罕见的“全民狂欢”确实值得深思。
“超女”是刺向“弱智”的中国电视的利剑。“电视湘军”多年磨砺，练就“超女”仙剑，终成正果。以电视制作的专业角度看，“超女”的N场直播衔接细密，环节设置丝丝
入扣，是一份颇令人满意的成绩单。相形之下，凸显出中国电视媒体整体层面的缺席。正是“电视卖药”的丛林、“正襟危坐”的套路给“电视湘军”和“超女”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天空。老百姓的遥控器实在别无选择，有了“超女”当然眼睛一亮。各地卫视从“电视湘军”身上可以获得的启发当然不仅是“超女”本身，再复制N个“超女”只能学到皮毛。
人民需要娱乐，“超女”的全民参与是民主的娱乐演练。他们以自己的庄重一票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当“超女”的各路粉丝产生强大力量，形成集体话语权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敏锐地观察到这背后蕴含的自主性，各类有关“超女”与民主关系的文章见诸报端，将“全民超女”的深层意义进行了深入地解析。当然，也有人持反对观点，认为将“超女”上升到“民主”其实是误区，“超女”的评选过程并不具备民主评选机制的关键要素。
“超女”派生出诸如“玉米”、“凉粉”、“盒饭”等一批新的流行词汇，也让“粉丝”这类外来语的变种迅速普及到大众层面，“超女”之前，这些新词汇只是局限在网络世界里传播。已有学者针对“超女”新词汇的派生展开语言社会学的深入研究。
当然，有关“超女”的最深层思考还是传播学和文化学领域的，这关乎我们这个泛娱乐时代的种种社会现状，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学者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超女”让中国的相关学者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娱乐狂欢”的现象种种，深入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思想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的反思，从而剥离出现象中的真相。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活脱脱就是2005年夏天中国“超女”热潮的预警。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如今，“超女”又被搬到了网络上，某网站与天娱公司联手推出“超女”网络版，而先知如波兹曼者对此也有预言，那则是他的另一本专著《童年的消逝》里面精彩的论述了。波兹曼所说的“童年”指的是童年的概念。波兹曼认为，童年消逝的有力技术支持开始于塞缪尔•莫尔斯发明的电报。电报“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改变了人们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其后，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的合谋，“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画像和影像的世界”。
从电视到互联网，“超女”用电视作为利器，让大众亲身体验了“童年”的消逝。电视在“进步”，大众在疯狂，民主在普及，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是“童年”消逝的代价。这种消逝不可阻挡，“超女”之后还会有“超男”，技术的迅猛让一切变化都显得应接不暇。
“超女”走得再远，也没走出波兹曼的预言。这个老家伙！ 平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