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后的定位尴尬
在各大华语乐坛颁奖典礼上，来自台湾的“五月天”常常是“最佳乐队”称号的得主。无一次例外，领奖时他们总是会高呼“摇滚不死”。“五月天”以朋克乐队的身份自居，并试图让这个自定义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2004年8月24日晚上，北京无名高地酒吧和往常一样举办了一场地下音乐演出，可与众不同的是，当晚参演乐队名单上印着“五月天”3个字。这惊动了两批人：身为“五月天”歌迷的女中学生和常看演出的摇滚铁托。前者有如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仅花30块钱便可零距离地接触偶像——她们手持标语、荧光棒和鲜花守在舞台前，待“五月天”上场时，以不间断的尖叫声和“阿信，我爱你”表达着自己对偶像的爱。而那些方才以pogo、呐喊等手段粗暴地释放过情感的铁托们，此刻却无比地刻薄，他们纷纷向台上喝倒彩，试图用“傻X”、“滚下去”等话语将这支乐队赶下台去。酒吧成了闹剧场，无论是对于表演者，观看者，还是酒吧工作人员，这都是次荒谬的初体验。
据无名高地酒吧演出负责人透露，“五月天”是主动要求前来演出的，路费与住宿费自理，他们当晚得到的演出费与平日的出场费“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五月天”不怕掉价，却也没预料到自己的热脸贴了冷屁股，在铁托们看来，这支乐队不但与摇滚乐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成了港台流行乐的代表，他们极力排斥，以此摆明自己蔑视流行音乐的态度。“五月天”总共在北京地下音乐酒吧如此试过3回，结局都是一样，最终绝望返台。
当记者询问“五月天”的好朋友“董事长”乐队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时，他们表示没有：“他们不好意思跟我们讲”，随后又笑着说，“我们还以为只有台湾觉得他们不是摇滚乐呢。”
台湾“当代乐手”BBS上一篇讨论伍佰的帖子反映了网友对其音乐定位的争议所在。有人认为他是影响了整个台湾乐坛的摇滚巨星，将被载入台湾摇滚史；有人说他是个让人接触台湾摇滚乐的引子；有人则引用了台湾资深吉他手倪方来的话说，伍佰不过是个歌星罢了……
《台湾摇滚乐简史》一文中，对出道前的“五月天”有着简单的描述：“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们在所谓‘地下乐圈’中间奋斗的过程……曾参加‘春天的呐喊’的几个大学生，回台北组成‘北区大专摇滚联盟’，过了一年，也在台北开办‘野台开唱’。这几个大学生中，包括了‘五月天’的成员，首届‘野台开唱’的海报还是由阿信设计的。”
而伍佰与“China Blues”则是促成台湾现今“乐团时代来临”的重要团体：“90年代初，台北罗斯福路上有一家叫‘息壤’的live pub，这家Pub的主人是艺术家，来这里的客人也多半是艺文界人士，乡土味浓厚的伍佰在‘息壤’演唱创作曲和摇滚版的台语老歌，慢慢培养出固定乐迷……大概在90年代中，伍佰的喉咙开刀住院，休息一段时间后，在‘Live Agogo’开复出演唱会，结果乐迷大排长龙，几乎造成交通堵塞。接下来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伍佰与‘China Blues’成为台湾无人不晓的名字，live pub的场地根本装不下伍佰的乐迷，非得要万人的户外空地或体育场不可了。”
“五月天”与伍佰能在众多乐队中脱颖而出绝不是偶然，他们当年的“奋斗”对推动台湾摇滚乐大环境向前发展有所贡献。然而，在被大公司相中并包装后，音乐不得不向商业妥协。“董事长”录制第1张专辑时，还是个未成名的新乐队，唱片公司都会提出“给他们3首歌空间”的要求，何况于走红于华语流行乐坛的“五月天”与伍佰。随着他们在流行歌坛上的愈发走红，他们的原创音乐离摇滚越来越远。
“那些能够出名的乐队，肯定得付出一些代价，音乐变得更流行，更没有内容，这不能怪乐队，这怪买唱片的人，怪消费者。消费者本身就是不成熟的，就是不需要摇滚乐。” 乐评人、学者颜峻如是说。
台湾摇滚乐的历史
台湾的非主流欧美音乐资讯比内地发达很多，如今还经常有国外乐队去台湾做表演。但“董事长”说，他们认为正是资讯的发达导致了当年翻唱现象的严重，“在酒吧里只能翻唱国外乐队的作品，不能唱自己的歌，大家英语说得都很好，比较熟悉国外的歌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固定的演出场所里的乐队完全是在翻唱西洋歌曲，台下观众也只想听这些，如果乐队硬要唱自己的歌，否则就会被老板炒鱿鱼，失去登台表演的机会。摇滚乐需要大量的演出，直到90年代，台湾有了一定数量支持原创乐队的表演场地以后，摇滚乐才有了发展的基本条件。
乐评人彭洪武简单地向记者讲述了台湾摇滚乐近年来的发展状况：“1986年，何颖怡(乐评人)、任将达(水晶唱片的创办人)等几个人对当时各大唱片公司商业挂帅的音乐环境不满，自发成立的Wax Club。同年由“红蚂蚁”乐团两位核心成员沈光远、罗弘武在滚石唱片公司支持下成立“友善的狗”音乐工作室。这些年轻人成了日后台湾摇滚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随后各类摇滚乐队在台湾几大城市纷纷揭杆而起，小批量上市的摇滚刊物、可供现场演出的酒吧、一些小型的独立唱片公司也相继加入摇滚阵营，唱片公司则更直接地推动了摇滚乐的普及，由于滚石、飞碟等本土大唱片公司取得了国际五大唱片公司在台湾的代理权，他们只有转向量少利薄的欧美另类音乐和地下摇滚。
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是台湾摇滚大换血的特别时期。1989年‘黑名单工作室’创作的《抓狂歌》，以批判社会的犀利歌曲颠覆了台语歌长期以来的江湖、闺秀之气，为台湾新台语歌运动揭开序幕。1991年，作为台湾地下音乐大本营的水晶唱片公司也曾推出合辑让伍佰、陈明章、朱约信(猪头皮)等台语地下歌手露面试声。
1990年，林强横空出世，他以全新的生活态度及音乐理念，迅速在青年乐迷心目中产生了空前影响，随后台湾摇滚转进了不在乎外界看法的自主时代。同年张培仁发起录制‘中国火’的号召。1991年，‘台北新音乐节’及《摇滚客》(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摇滚杂志)陆续停办。内地摇滚乐正热火朝天，张培仁把贾敏恕、颜仲坤(优秀的录音师、制作人)都一通叫过去助阵。这时台湾地下音乐人只能蛰伏于地下，心有余而力不足。
水晶唱片(台湾最大的非主流音乐发行公司)、《摇滚客》(已复刊)、‘野台开唱’(华人最具规模的演出组织)、台湾摇滚联盟、直接流行、马雅音乐、实干文化义无反顾的支撑着台湾新摇滚，虽然论经济实力和经营背景加起来也没有滚石的多，但他们的确开辟了一个美好的摇滚新世界，它们没有过多追求商业利润，热血荡尽音乐推广工作的劳累，常年的劳作和耐力换了来发自内心的新音乐春天。这些观念的转变使穷途末路的台湾摇滚又显得有生机了。众多摇滚乐手也开始调整状态，白天工作夜里在喧嚣的音乐中迎来黎明，自办演出、自行安排进棚录音、发行限量唱片，唱自己的歌，说想说的话。但因为他们一直处在地下状态，所以在看客的心中，伍佰、‘迪克牛仔’、张震岳、‘哈狗帮’、‘五月天’这些人反倒成了台湾的摇滚乐。
台湾摇滚早期受民谣摇滚、流行金属的影响比较大，而如今受‘音速青年’(Sonic Youth)、‘涅磐’(Nirvana)以及一些独立流行、后摇滚乐队、朋克、实验摇滚的影响，台湾摇滚乐的血液流通加速了，心力和心智在提升，独立自主的音乐观念取代了早年颓废、抱怨不已的行风，有人与流行贴得更近也有人跑得更远了，但至少在表面上摇滚和流行没有达成联盟，在半遮半掩的“合作”中各取所需罢了。”
黄金时段还未到来
“相对于台湾的流行乐和民歌来说，摇滚乐没有得到严格、完备的发展，”颜峻这么认为，“大陆摇滚乐的水平已经很差，放在国际上用短短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台湾摇滚乐不比大陆摇滚乐强。应该说，台湾的摇滚乐发展得不够主流。”
就在几年前，台湾女子乐队“瓢虫”的一场演出中，吉他手弹到尽兴时一跃而下，跳入观众群中。然而观众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接住“跳水”的乐手，而是被这种景象吓坏了，瞬间分散开好躲避她。那位吉他手摔断了手臂，当场被送到医院急救，演出不得不中止。
“董事长”说，他们切身地感受到，摇滚乐在台湾是极小众的文化；马世芳也承认，台湾大众从来没有认同过摇滚乐，甚至没有这个概念。魔岩唱片负责人张培仁说台湾摇滚乐一直让他很失望；崔健也说过台湾没有真正的摇滚乐的话；资深乐评人郝舫则干脆表示：我从来就不听台湾摇滚乐！
颜峻总结了台湾摇滚乐的两点问题：“台湾的青年文化过于书生气，他们读了很多书，理论很好，但他们欠缺的是对理论的运用。前几年，金属也罢、摇滚也罢、朋克也罢，这些流氓音乐被他们玩得很书生气，流氓的东西知识分子总是玩不好的。但是到了这几年，新的书生气出现了，他们玩起了独立音乐、后摇滚，这些东西都比较雅皮，书生气就用得恰倒好处，他们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
“另一方面，就像香港很好地保护了小市民文化那样，台湾对国学的传承做得很好，他们的正统文化很发达。台湾的作词者写的歌词里都有很好的传统文化修养。人文歌手直接得意于正统文化，罗大佑的批判和他本身就是正统文化中的，所以他会跑到太庙去演出。他们的政党也很有文化，他们会为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出资，但绝对不会放任青年文化。摇滚乐属于自给文化，正统文化的发达影响了人们对自给文化的自觉。他们的摇滚乐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独立地成长。”
颜峻补充说，虽然目前台湾摇滚乐的水平和他们所接受的资讯不成正比，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但是摇滚乐在台湾也就出现了10来年，现在还早，不应该着急。他说，无论是资讯还是土壤，台湾都要比大陆好很多。“他们开始对摇滚乐花力气，至少要比我们早10年，这10年绝不是白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