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到来的“董事长”乐队让内地的歌迷感到陌生。我们不但没听过他们的歌，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然而乐队整体与成员个人那丰富的阅历又瞬间打破了常规的“新秀”定位：“董事长”成立9年，乐队成员年龄将近40岁，这张《找一个新世界》已是他们的第5张专辑。
他们如此形容自己在台湾摇滚界的地位：持续三天两夜，主副舞台同时演出，汇集
四五百支乐队，每年各举办一次的“野台开唱”、“春天呐喊”和“海洋音乐祭”是台湾最大规模的3个音乐节，而“董事长”已在这3个主舞台上连唱了5年的压轴戏。他们强调，“董事长”并不是又一支打着“摇滚不死”口号的流行组合，他们是台湾中生代摇滚乐的中坚力量。
“董事长”的经历较为坎坷。早年被公司相中，唱片却迟迟不予推出，乐队在“地下”伏居了几年。转签公司后录制第一张专辑的过程中，主唱冠宇又因血癌住院，《你不了解》中的一半曲目由吉他手阿吉演唱。冠宇去世后，鼓手金刚也离开乐队，余下的3人为了保持每年出一张专辑的速率,前后又换了3家唱片公司。随后吉他手小白被调到北京工作，阿吉与贝司手大钧便在台湾四处寻觅新队员。终于，2004年，小白归队，吉他手小豪和鼓手Mickey加入，这5个人在2005年独立制作发行了新专辑《找一个新世界》。
尽管加入了新人，但在采访过程中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董事长”的话语权仍旧掌握在最初的3个成员上，尤其是大钧。他说，由于阅历比较丰富，他们3人甚至要比一些专门负责企划的工作人员眼光更高远，“台湾的市场萎缩了，唱片不好卖”，来内地宣传，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内地的歌迷不一定会喜欢我们的音乐，但我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摇滚乐！”
记者：内地的歌迷或许会猜测你们是又一个“五月天”。
“董事长”：我们和“五月天”是好朋友，而且1998年我们两支乐队在同一家公司，那是台湾比较有名的一家独立厂牌。但我们之间有不同之处，他们毕业以后就可以发片，不像我们经历了很多生活的磨练，27岁才开始做音乐。光是从歌词上看，我们的要深入一些，甚至是残酷的，假如设定一个爱情主题，他们会把歌词写得可爱、美一些，我们就会写比较现实的事情。
阿吉：应该说我们是不妥协的乐团，我们只做我们想做的音乐。这和他们不一样。
记者：你们在发行第1张专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地下乐队的状态，能讲讲当时的生活吗？
阿吉：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就把那家酒吧给塞爆了，塞爆其实很简单——我们几个都很喜欢交朋友，那场演出我们一个人叫了50人(笑)。刚开始我们没有放弃掉工作，大钧和小白的工作比较优越，我是打零工，工作了两三个月，把钱存起来，等花光了再去工作。等到我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辞掉了工作，等唱片公司的消息，那时过了一段苦日子。我们在朋友开的餐厅吃5点的员工餐，靠借钱过日子，到现在都没有还，还把自行车拿去当，当东西是要押身份证的，所以我们很长时间都看不到自己的身份证。公司要和我们签约，当老板知道我们身份证还押在当铺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个人开了张支票，让我们把东西赎回来。可赎回来没多长时间，我们又去当(笑)。
记者：发行专辑是不是在音乐上做出了一些妥协？
“董事长”：我们之前已经录好了专辑的全部曲目，这些台语的摇滚歌曲很能代表我们的个性，但唱片公司请我们给他们3首歌的空间，虽然还是由我们写、我们编、我们录，但他们会让我们做出他们提出的元素，以便我们在大众媒体上作宣传，去打榜。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等了3年，不想再等了，所以我们就接受了。本来公司还要让我们给动力火车写歌，但是那种煽情的、恶心的歌我们写不来，好不容易写出几首，公司说，还是你们自己唱吧。
记者：很多乐队始终坚持做一种风格的音乐，可你们专辑之间风格并不相同，为什么呢？
“董事长”：我们不希望原地踏步。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都知道英国有支乐队叫“绿洲”(Oasis)，卖得比较好，但是他们每张专辑风格都差不多。而“电台迷”(Radiohead)他们前后期的风格非常不一样，“污点”(Blur)也是，一张专辑和一张专辑之间相差很多，U2也是这样。我们更喜欢后面这些乐队，每次排练的时候都会问，最近又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来玩一下。
我们的第1张专辑把台语和摇滚结合起来，在我们之前这种形式比较少——除了林强和“乱弹”乐团——这张专辑卖得很好，一周之内首批全卖光了。但是第2张专辑我们不想重复，于是加了很多电子。第3张专辑我们又开始做朋克摇滚，第4张专辑比较特别，为了纪念我们第一代主唱冠宇的过世，“China Blue”、“刺客”、“五月天”、“四分卫”和我们合作出了这张专辑，里面有每个乐队的特色，他们没有拿任何酬劳。
我们发了4张专辑，换了4家不同的公司，后来我们也懒得去找公司了，干脆就拿我们平时积攒的钱自己做这张新专辑，这样我们就没有来自公司和市场的压力，不在乎现在流行什么，而是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且我们有了新的主唱和新的鼓手，“董事长”有了新面貌，所以我们取名为“找一个新世界”。在这张专辑里，我们又加了Brit-pop、World、Lounge等元素。
记者：冠宇生病、去世的那段日子，乐队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
“董事长”：那段日子确实是乐团的低潮。但是媒体把我们写得很坎坷、很悲情。实际上，事情既然来了我们就能够接受。而且冠宇本人也很坚强，甚至有时候他会从医院偷跑到录音室里，掉着点滴客串两手，他的态度让我们觉得很摇滚。
记者：为什么没有找新的主唱，而是由乐队原来的成员接替？
“董事长”：台湾很多乐团的人都来试过，包括“信”乐团的阿信，我们也找了很多人，但是找不到臭味相投的。其实台湾地区不大，如果一个人唱得好，我们都会认识、了解的，不像内地，随后会有新面孔出现。我们的词和曲阿吉都参与，虽然他的声音不如冠宇好，但是至少有感情在。
记者：有人称你们的歌词是在“草根性描写小人物心声”？
“董事长”：小白从牵线、装灯做到了编导，大钧刚开始打零工，现在也成了公司的创意总监。因为我们都是一路奋斗过来的，所以歌词会关注各个层次人物的生活。比如说《槟榔西施》，台湾有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为了赚钱，她们每天在街头穿得很暴露卖槟榔。还有彩票，很多人每天人不工作，把希望全寄托在那个东西上面，最后倾家荡产。
记者：你们信奉“摇滚不死”，那你们所理解的摇滚精神是？
大钧：我们现在已经快40岁了，不知道还能玩几年，假设有一天，我可能因为工作太忙不能继续弹贝司，要退出了，我们还是会找一个人补进来，“董事长”会一直存在。我们在幕后也还是会资助这个乐团，总之要让“董事长”一直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