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讲：“欢娱之辞难工。”人享受欢娱、享受欢乐是很贪婪的，即使是放开了狂欢，也满足不了人的贪欢欲求。因此，春节晚会之难办、之不好办、之办不好都在意料之中。信息传播的快捷，方便了晚会以新的手法驾驭欢乐，但也因为传播的快捷，使晚会几乎到了没有“包袱”的地步。没有“包袱”，即节目都在观众的掌握之中，没有任何惊喜和悬念，犹如舞台上的幕布几乎全被撤去，观众都看到演员的化妆间了，不存丝毫期盼和神秘。日常的娱乐节目一遍又一遍地培养观众，也在消磨观众的娱乐接受敏感度，你还没说完上句，观众
就能对出下句。没有“包袱”的节目，无疑制作和策划成本就大大提高了，晚会越发难搞，越发难搞好，显得当今观众是那么不容易伺候。
没有“包袱”是晚会的主要原因吗？不是。因为“包袱”不是节目质量的全部，不是娱乐的全部，甚至不是重要部分。“包袱”救不了节目，也救不了晚会。晚会的指向是让人欢乐，助人欢娱。欢娱有二，一是物质的，有饭吃，且吃得好；二是精神的，即感动人心，可使人获得欢娱。依我的体验，要发现人之欢娱，一要看物质富裕人的物质享受，二要看物质相对欠富裕的人的精神享受。通俗地说就是听“穷人”唱歌，看“富人”吃饭。
看“富人”吃饭，这个好理解。为什么说要听“穷人”唱歌呢？以春节联欢晚会上出现的歌曲来说，唱歌的人脸拼命地往外掰，双目圆睁，鼻孔一翕一动地，表情也好像很动情，嗓子也不错，但效果却很遗憾，往往很少有好听的歌曲，让人总是感觉到假。为什么？原因就是他们包括创作歌曲的人，都不是物质生活饥寒之人，他们表现不了饥寒人获得物质稍微丰裕之后的欢娱和喜悦之情。又如表现爱情，富裕人的爱情没有看头，只有人生困窘之人的爱情才动人。我在春节期间听CD，听陕北、山西、内蒙古一带的歌曲，感到那些属于纯粹农耕时代的爱情歌曲，是工业化以后的爱情歌曲比不了的。而信息时代的爱情歌曲就更不能与之相比。由于距离阻隔，由于信息不通，他唱：“你在你家里得病呀我在我家里疯，称上了那个梨子呀送不上那个门……想亲亲想得我呀直愣愣神，你身上得病呀我心上疼！”相比之下，“爱你一万年”之类的爱歌，太高调、太大话，太不具体、太不亲切，谁都能模仿，谁都能轻松地翻唱，因而不能直指人心。真正的好歌，就是这样属于极少数人才能表现得好，但却能催大多数人泪下的歌。
过去演艺行有一句话，说唱戏唱得好的人“能明江湖言，必是穷命人”，说的就是演艺人懂得人情世故、深谙人间情谊和命运的变幻无常。这里绝不是说为了欣赏好的艺术，让人去放弃追求物质的富裕。只是说，我们心里应该有一个古朴的精神世界，让心里存着一种质朴的纯真，就能得到欢娱和喜悦。这与物质生活富裕不矛盾。你看，那个蒙古族三口之家演唱的《吉祥三宝》，很动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表现了质朴的、纯真的心灵。他们心里有对太阳、月亮、星星和绿草鲜花的亲爱，也有对自身生命的挚爱，他们唱出的对太阳的敬畏之情，比你高喊“比太阳更光”真实，也谦逊、本分，因而动人。交流信箱xusl＠szed.com 本报文艺评论员许石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