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拉》剧组在柏林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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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最近因“明星抗议配额事件”而引致中国内地不少传媒关注，有人甚至还有兔死狐悲之感，担忧“唇亡齿寒”，“下一个”就轮到中国。
非常理解这种担忧。但是，这些悲观论者大多只是对中国电影了解仍只宥于内地状况而乏全局观念或认识。正如本人早于1983年在香港《大公报》，以及广州电影学者李以庄、周承人于1984年在第一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上曾分别提出“中国电影概念”那样，内地学
人、论者的绝大多数没有将港、台电影放在视野内，而以为中国电影就局限于中国内地的电影。想不到事隔二十余年，内地仍有人持类似观点，这种视野偏狭的观念如果仍然作为主流的话，无疑会对中国电影的整体发展产生人为的阻遏，甚至造成贻误。
韩国电影所以取得近些年的辉煌，是经过1980年代末期(具体而言是1987年卢泰愚发表了“6·29宣言”)取得全民民主标志性突破至1990年代初，这段时间，可以形容为韩国新电影的妊娠期。人们看到的自1990年代中出现的新一派韩国电影就可视之为“诞生”。正如一些论者曾经研究过韩国电影为何会“突然”兴旺发达后认为，这是经过长时间压抑创作心理获得释放，创作空间获得空前广阔而迸发、而呈现出来的，并一直持续至2000年代初(此情形与中国内地电影于1980年代出现黄金时期，以至第五代的出现是何其相似乃尔)。但嚣昂的、亢奋的和饱满的创作及制作心态不可能长期保持在一水平上，总有起伏，总会呈现曲线形状态。也就是说，会出现低潮。此刻的韩国电影正开始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而韩国政府不过是“碰巧”在这时宣布电影配额制改变而已。
比韩国电影更早处于低潮的香港电影，一直就没有所谓的配额制，自由放任的电影政策让香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处于同等位置，由市场决定活得光彩或活得不耐烦，甚至生或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仍然是这一政策。但具有电影文化传统的香港电影何止不怕好莱坞，甚至一度还连同占有份额较高的台湾和东南亚在内的市场与好莱坞抗衡，向好莱坞“叫板”。故而，吴宇森等被邀到好莱坞发展，并非偶然。即使在此刻，最新的票房数字告诉我们，港片《犀照》同一周票房就以365万压倒《慕尼黑》的235万(至2月20日止)。照此走势，人们相信《犀照》最后的总票房收入会压倒好莱坞名震四方的大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此刻是什么时候？港片仍处低潮，但港片票房在本土告捷，同时又在柏林影展拿了一个最佳电影音乐奖，而人们都在早日期盼《伊莎贝拉》公映的时刻。
香港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是中国电影不可能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电影在传统中原文化看来可能不属中国电影主流，但在电影面前，在中国电影面前，彭浩翔和张艺谋是平等的。而可贵的是，香港电影虽然面对困境偶尔也会叫叫苦，但从来就不乏自信。
故而，有些朋友似乎仍是一叶障目，好像不知道内地与香港因为签有CEPA协议，在这个协议框架内，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可以进一步浑然成为一体。香港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很值得去总结，从而让不分彼此的中国电影获得健康的和常规的发展。配额制的开放并不可怕，不至于因为韩国因素而害怕到“唇寒齿亡”，可怕的是这些朋友的眼界可能只看到华北平原吧？列孚(香港影评人，现居广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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