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垒，并不是第一次。但此次陈凯歌与胡戈的交锋，其双方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及价值观念等相差之远、参与人数之多和表达热情之高，使得这场“戏仿”将成为中国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个经典。
今年2月3日(大年初六)，在台湾以贫嘴和搞俗著称的吴宗宪以栏目主持人身份出现在CCTV-4《情艺在线》的节目中。恰在去年，由央视主持人发起的“反对低俗化”的宣言还
让人记忆犹新，国家广电总局也2005年下发了自律公约，严禁主持人说话发嗲使用所谓港台腔——被抵制的这两点，吴宗宪一应俱全。
电视“精英”告别神坛
在2004年末，央视主持人朱军曾对本刊记者坦言，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当然是具有“皇家风范”的。但就在那一年，朱军遭遇了他滑铁卢。他所主持的一档《艺术人生》，将《无间道3》剧组全部召进了摄影棚，场面相当奢华。然而朱军在现场拿出对待内地老艺术家的方式，到了港台艺人堆里，却显得十分别扭与不协调；这一幕，已经在某期节目朱军采访张学友时出现：张学友听不懂对他“德艺双馨”的夸奖，直问“什么新？”网友形容简直是“鸡同鸭讲”。这几期节目，导致《艺术人生》和朱军成为网民讨伐焦点。
这是央视的精英话语方式同港台艺人代表的俗文化的一次正面碰撞——那一次，年轻的观众们通过网络鲜明地站在了俗文化的一边。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艺术人生》从此专做内地老艺术家了，收视平平却也相安无事。
如果说朱军遭遇“鸡同鸭讲”是电视文化精英们失宠的信号，那么2005年的那场《超级女声》，便成了电视精英文化在娱乐节目中逐渐失去阵地的标志。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超女”现象，“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打破———精英文化是惟一的，而大众文化是兼容并存的，所以这是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而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改变。”
电影，一声“娱乐”好困难
如同朱军在面对张学友、梁朝伟时，一本正经地与其探讨何为艺术，当陈凯歌面对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表现出的震怒和声讨，这些都让年轻的网友们啼笑皆非。
《无极》历时三年，耗资3亿多元之巨，陈凯歌在做《无极》宣传时曾说，这一切，为的是一个目的——娱乐观众。现在，他却震怒于观众的娱乐——或许这些已经超出了他的娱乐想象。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觉得，当一部能让所有人开心的喜剧变成了正剧，“就不好玩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长期以来，拥有文化霸权的人有一种惟我独尊的思维方式，对周围任何事物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也体现了名人的一种文化不自信。”
这让人联想起中国电影界的另一位大腕——张艺谋。2002年底，张艺谋携“大片”《英雄》在人民大会堂开首映式，娱乐记者何东问张艺谋，“《英雄》这个片子除了打架、风景、明星以外，还有什么？”听了此言，一贯低调平和的张艺谋当即动怒，而且他也不想掩饰。之后在上海、广州、深圳的新闻发布会上，张如受伤的祥林嫂那样，向在场媒体记者反复回述当时的“受委屈”的一幕：“北京媒体心态不健康，我感到隐隐的敌意。”“我不清楚这件事情到底缘于什么，我只是为我们内地娱记中一些个别人的言行感到悲哀——我很痛心！就现在的国内影视界，可以说我们很少有力量能将一批华人中的演艺精英集中到一起去完成一部中国影视史上的‘航母’。所以说，我特别明白他们(精英演员们)就是希望在演出的第一天，能够看到中国人给自己捧场。”
有人说，张艺谋的幸运在于，《英雄》和《十面埋伏》上映的时候，国内互联网的视频技术和下载还没有这么普及——当然，这也是陈凯歌的不幸所在；所以，与其说人到中年的陈凯歌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语境和舆论方式，不如说也许是酝酿三年的《无极》有点“生不逢时”了。
在20世纪9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开始出现在中国的话语中，并借助于商品、技术和娱乐这三大载体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气候。而越是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国家或地区，大众文化的发展往往也表现得越强劲，越迅猛。
中国电影进入市场已经13年，处在中国电影威权地位的陈凯歌(包括当年的张艺谋)，仍以强烈的精英意识，谨慎地捍卫着自己的电影乃至评论的霸主地位。“陈凯歌的错误在于他把作品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一个商品。商品一旦投放市场，对该产品的理解权利就已经归于观众了。”上海的文化批评家张闳如是说。
即使在年轻一代的导演中，拥有成熟的娱乐心态的导演也不多。除了陆川明确表示陈凯歌的做法不聪明，并言，“这都是什么时代了，死了疯了才会压制别人的评论。”而其他如霍建起、张扬、徐静蕾等导演均未置可否，同时承认“毕竟没恶搞我的影片，真恶搞的话也不知怎么办”。
网络，大众文化的加速器
现居北京的文化学者张柠认为，胡、陈风波首先反映出一种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矛盾，“而弱势文化往往总是在克隆强势文化的。”
其实在形式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与最早2001年在网上流传的《大史记》，颇为相似。《大史记》将《东邪西毒》以及《鬼子来了》《董存瑞》和《苦菜花》等电影的画面，拼接在一起，另配上自编的搞笑对白和音调，来影射当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内幕故事，曾轰动一时；后来制作者又以同样的方式推出了《粮食》《分家在十月》等，这些视频作品在网络上悄然却广泛地流行。
更早一点，是一部“戏仿”作品《小鸡过马路》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网民们以戏仿的方式，掀起了表达见解的汹涌浪潮。《小鸡过马路》模仿历史上众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等，以他们的身份和学术特点，来分析“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这个极其简单甚至无聊的问题，借以反讽那些总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伪学究们。这个段子中被戏仿的名人名单不断地被网民添加，从古代到现代，它既成了一种学识的挑战，又是一种智力游戏，让众多小知识分子们乐此不疲。
之后，随着《大话西游》的火爆，这种戏仿变成了“大话西游版小鸡过马路”，接着“大话西游版×××”成为网络上新语言游戏。
而后来的《无间道》恶搞配音视频和《酷索图》等一系列再创作作品都是在《大史记》基础上的不同表达。在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看来，从2001年的“小鸡过马路”开始，经过“大话”运动，以互联网为虚拟载体的“新民间”已经完全成型，“这是互联网赐给中国民众的粗陋礼物。它的‘产品’囊括了从文字、MP3到FLASH等各种文本形态。制作者转述大众的基本欲望，而正是这种庞大的欲望市场，向我们描述了‘新民间’的模糊轮廓。”
“《馒头》本来就是《大史记》的一分子，现在因为官司的介入，它便成了大众文化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事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文化批评家张闳这样区别在这个“新民间”里，《馒头》与其他网络戏仿作品的不同之处。
《馒头》这样相对简单的网络作品，之所以会激起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的震怒，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在于胡戈采取了和《无极》一样的影视手段对影片进行“反击”或说反讽，而且民众反响强烈。
“更准确地说，它是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和冲突。网络文化本身的特点就是拼贴文化，而且它是“戏仿”不会是原创的。”张柠说。他认为戏仿或反讽，本来就是网络文化的一大特征，也是后现代的一种典型特征。
而这种表达方式，在网络上被不断复制模仿，随着作品和阅读人数的几何式增长，这种话语方式已经蔓延到了现实社会，成为大众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支。
互掐，不如共赢
早在90年前的欧洲，一群郁闷的艺术家因为对传统文艺形式和社会现实的不满，他们决定发起一个旨在颠覆传统艺术的新的运动，这个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就叫“达达主义”。并且这股颠覆之风还蔓延到了电影、爵士乐等其他艺术领域。90年过去了，这个疯狂的另类的艺术表达方式竟成了当今西方艺术的主流。而当时身处主流的传统艺术如今倒成了没落的小众艺术。
这也许是世界上，大众文化在对精英文化的戏仿和反讽事件中最伟大的胜利。
反观当下的中国文化圈中，还远不到谁灭掉谁的境界。大众文化正以一种渐强的姿态与精英文化相互较量，彼此胶着，依然谁都不服谁。最近，还有一位关注度不亚于胡戈的“小人物”——郭德纲。这个不小心叫板了现今中国主流相声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说了几句老百姓爱听的实话和笑话，却无意中站到了那些精英相声演员的对立面。现在，郭德纲运气虽然比胡戈好些，可原先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告诉记者，有些话他再也不会说了。他说他特别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一起让相声走出低谷。
在这点上，吴宗宪和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了成功的尝试。在录制中，让央视很满意的是，吴宗宪不仅大大收敛了自己过于“豪放”的风格，也完全丢弃了一贯“黄腔”的特点，做到“不低俗只搞笑”。而且，吴宗宪主持的三期《情艺在线》在播出后反响不错，从几个广告公司得知，该节目的收视率已经进入了央视综艺节目的前列。
顺着这个合作思路想下去，曾有人提议：如果在《无极》的DVD中附赠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一定会非常畅销。而且大家也再不用费劲在电影院和电脑之间来回折腾对比了。丁尘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