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699”做这一版《桃花扇》剧名中的关键词，改编者不可谓不具慧眼：1699，距《桃花扇》所搬演故事的年代(甲申1644年前后)50多年了；1699，正逢“康乾盛世”，作者孔尚任也已经年过50，官也做得不小了，新朝的好处也得了不少了，却仍然难以抚平肚子里装着的南朝旧事。尽管他在《桃花扇》里尽量“回避政治”，但《桃花扇》一出，他也难辞被免职的下场，归乡隐居，果然过上了他在剧中所描述的苏昆生、柳敬亭的渔樵生活。1699，或许是这部“借离合、写兴亡”传奇的切入点：他为什么要写这部一定会让新朝不太高兴的
《桃花扇》？
可惜的是，这一极具历史感的追问，却似乎只停留在剧名上。尽管老赞礼开场既道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创作者在结构上也以老赞礼的叙述为起结点，形式上不嫌麻烦地采用“台中台”的表现方式，还花了颇多力气以舞台调度去呈现那繁华旧都、画卷式的时代背景，似乎也是想在舞台上写出“历史”来———只是，“兴亡”只是在形式上找到了对应，却丢掉了更为重要的历史感受力。于是，那匆忙上演的侯李故事，那匆忙穿插的兵戈剑戟、江山沦落，都无法在最后关头解释侯、李二人为什么在久经离乱后的重逢之时，仅凭道士的几句话就参透了情缘。今天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可以出面解释这里的“为什么”，但解释归解释，道理归道理，重要的还是艺术作品本身应当具有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我不太相信创作者本身对这“兴亡之感”就不了然，我也不太相信过去9个晚上演出的《桃花扇》放到今天一个晚上演出就演不出历史兴亡，但历史的感受力与历史的关怀却是个更为内在的问题。从一个整体上来说，线性发展的历史观会让历史都丢在时代前进的车轮印下，有时可以供我们检讨用，大多时候也就是一个档案馆，放在那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进化”到了现代。而且，似乎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现在的大众生活一样毫无历史感。我想现代人容易理解的，是乱离后还有的一段感情———那是《倾城之恋》，而无法真正触摸到像《桃花扇》这样乱离后的沧桑淹没人情。《桃花扇》里，桃红柳绿、莺莺燕燕的秦淮故事、儿女私情，演绎在江山沦落，人心涣散的变动中。那指点江山的复社文人，颐指气使的当权昏庸，泣血守扬州的将领，投降受招安的贪生之徒，一群群生动的个人，在那中央政权失落、中原文化即将覆灭的时刻，在一个历史的迷局里上演着个人的历史选择。孔尚任从一片繁华的秦淮风月，写到枯井颓巢，残山剩水，只剩下渔樵唱和———这南明逸事让他坐卧不安的，是旧事里包藏着的大悲凉。
在如今这样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时代里与《桃花扇》相遇，自然只能是一次展览式样的文娱事件。或许，由于昆曲这一特殊样式，使得我们今天在关注《1699·桃花扇》这个话题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去讨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更新，讨论如何再现传奇的表演样式……这些都重要。但当我们要面对《桃花扇》这样一部作品时，最好不要忘了这样一部写于盛世年代的哀世之作的历史意义。
说一句并不题外的题外话：无论是“青春版”也罢，“传承版”也罢，无论是服饰多么迷人，扮相多么俊美，也无论导演的调度如何精彩，戏曲(其实话剧不一样吗)还是要靠演员的功力的(历史感，也是要从他们的表演中来呀)。说实话，没有石小梅、胡锦芳在下半场(传承版)的精彩表演，这一出《1699·桃花扇》在“昆曲”的意义上都淡漠了许多。诚然，以剧目带动演员的培养是个好的举措，以轰动性的演出宣传来鼓励演员也是件好事，但年轻演员还有好多路要走，批评只是他们最开始要经历的。记得《霸王别姬》让许多外国人见识到了中国戏班子的“暴力”。那些方式在今天是过激了，但好演员的成长着实与严厉的批评、刻苦的训练是分不开的。如今的媒体宣传以一片溢美之辞包裹着年轻的演员们，我想有识之士还是多给演员们一些真正的批评———这才是真的传承吧。小水(北京剧评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