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演艺人要上街游行，声称要誓死保护个人私隐，对“万恶的狗仔队”表达最愤怒抗议，并强烈要求香港立法机构就保护个人隐私尽早进一步立法。这件事，犹如当年某贺岁片拷贝被抢、以及后来刘嘉玲被凌辱相片刊在某杂志封面引起的“反暴力”大游行。
香港相当一部分演艺人对狗仔队现在是恨之入骨。所以，当张曼玉上周于香港第二届影视娱乐博览开幕式上致词时突然离题，对狗仔队进行鞭挞时，无怪乎立时获得全场热烈
支持的掌声。
香港演艺人又再会有集体行动，成为仅次于“魔鬼警察”的城中热门话题。
如果你有机会到港一游而注意到遍布港九新界的报摊时，那些琳琅满目的报刊会让你大开眼界——会体会到香港“八卦文化”如水银泻地般的在七百万人口中穿梭来去，成为从牛头角师奶到中环白领茶余饭后话题。影响所及，这“水银”已然“泻”到内地。内地某些传媒受此污染，已成肯定。如年前既不是演艺人，更与内地几无关系的台湾女人璩美凤，其闺房“春光”录像曝光，该事件也不是使内地个别传媒如蚁附膻吗？
从演艺人上街购物，到“走光”相片，以至到出入酒店、所住居所、每日行程、幽会亲热等，无一不被“照顾有加”，这都是狗仔队所为。
“狗仔队”，原本是警方要跟踪嫌疑人的称谓。何时被“借用”到现时此刻对名人明星跟踪的身上，已无可稽考。但是，自从传媒无所不用其极地要将他们所跟踪的对象从里翻到外时，从最著名的涉嫌狗仔队“逼迫”下导致车祸身亡的戴安娜事件，到最近的黎明“春光乍泄”，触目惊心也罢，偷窥狂也好，都让大众有了一个道德上的双重交战的较量。谁也不能否认“春光乍泄”事件(姑且如此形容吧)对大多数人而言，有一种道德心理上的悖论：哎呀，好精彩，狗仔队真利害/哎呀呀，恶心极了，狗仔队真不是人。又或是：这对狗男女，真坏/哗，好激！又让人难以判断的是，一个艺人做了有违道德的事(如当年英国某著名男星在公众地方召妓并进行事实交易)，被狗仔队偷拍下来，曝光了，谁是？谁非？又或两者都应予责备？问题是，至少，该事件男主角以后不会再犯类似“错误”。对持第三者观点而言，谁“是”？谁“非”？
非常不幸，这悖论被认为是成立的。那么狗仔队的行为规范是不存在道德是非观念的。例如，倘没有狗仔队的报道、曝光，那他们的行为就是“是”了而不是“非”了？相反，如果对公众人物传媒没有给予应该的专业服务，或，给予很专业的、很职业的服务，那么谁“是”？谁“非”呢？现在的情形是，因为以一般常识推断，一是，大众都会认为这是行业竞争的需要，这就是“是”；二是，没有这样的消费者(读者)就不会有这样的市场(报刊)，这就是“是”。而狗仔队从业者，他们应该都只是从职业出发，只要不是故意设局或偏离最起码的职业操守，那他们为雇主提供的服务就是专业的和职业的，因为他们也是新闻从业员——这就引伸出另一种道德论。
微妙的是，对狗仔队而言，是泛道德正PK职业道德。
人们当然会同意，人的隐私权应当获得保护。包括所谓公众名人在内。然而，公众人物特别是在靠娱乐谋生的演艺人来说，没有炒作，他们的曝光率就没那么高；曝光率越高，知名度才越高，知名度越高，他们的收入才与曝光率成正比，甚至更高。那炒作，也就理所当然地包含狗仔队的“功劳”在内。
既然功利主义在演艺界存在而且特别显得张扬时，传媒的功利主义似乎却受到另一种道德力量的审视。笔者并非单方面在为传媒开脱。因为，有时被曝光是让大众获得因满足而快乐的同时，也使得被曝光者获得快乐——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嘛，记者也得到老板的肯定了嘛。
在功利主义横行的当下，狗仔队会继续。列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