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悠悠一曲《长恨歌》

用导演丁黑的话：“这一切正是上海风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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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8日在上海首播的电视剧《长恨歌》第一天的收视率超过5%，这算是个非常好的开局，在筹备这部戏的时候，导演丁黑对收视的期待值非常低。凡是改编自名著的电视剧，除了《围城》以外，多是赢了口碑、输了票房。像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林语堂的《风声鹤唳》。业内反响都颇佳，收视却只是一般。一向是海岩(blog)剧主力的丁黑上一部《平淡生活》的收视也不好。海岩曾经对媒体表示，如果新拍的两部戏再不能令新人一炮而红，他就改用大腕。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呢？丁黑说“两年前《长恨歌》刚启动的时候，还没有超女，各电视台还在打品牌，允许一些不太大众的产品出现。”可是戏拍完后，他发现山中几日，世上千年，已经进入恶搞时代，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已经不太被接受。这种现象令很多创作者无所适从，海岩也慨叹过自己写不出恶搞的东西，恐被读者抛弃。

　　王安忆完全放手的改编

　　《长恨歌》来源于一则新闻：“上海小姐”死于非命，它出版十年来，获得茅盾文学奖，连续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三个版本，不断的造势使得它被称为解放后塑造上海人形象最成功的作品。王安忆在书中就把王琦瑶作为上海精神的象征来描述，也使它超出一般的爱情故事。

　　这三版的编剧都不是王安忆，她也不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访，原因她说过：既然是一部优秀小说，就不再适合别的形式。排话剧时，王安忆正把张爱玲的小说改成话剧，于是她对这版《长恨歌》参与最多；到了电影，除了对女主角郑秀文不太满意，表示自己更喜欢吴倩莲之外，她没发过言；电视剧时她更是不闻不问，从没有探过班。因此这三版实际是三个王琦瑶，每个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长恨歌》在专业人士眼中，简直是座大山。电影和电视剧起初实行套拍，导演都由关锦鹏担任，后来他分身乏术，才又找到曾执导过《玉观音》的丁黑。电影放映后批评之声非常强烈，郑秀文的表演、剧情起承转合的突兀都被视为硬伤。以王琦瑶一生的容量，和四个男人的复杂恋情，在电影和话剧中很难交待清楚。电影中有个大问题是床上戏过多，观众还没明白王琦瑶怎么认识的这个男人，镜头就转到两人已经躺在床上，归根到底，还是太仓促的缘故。

　　按道理说，35集的电视剧在长度上是足够了。可是丁黑开始还是觉得很困难，“王安忆的文字有催眠性，她自己也说，她的生活积累有限，细节就像面包渣，十分珍惜地使用，人物的感受被放大，这对情节性强的电视剧来说很难办”。编剧蒋丽萍也认为，“一种文艺样式越纯粹，风格化越强烈，越成为改编障碍”。初稿是另一个编剧写的，他的本子节奏很快，有暗杀，有枪战，丁黑看了不高兴，说：“如果想快节奏的东西，可以再弄一个新东西，干嘛要费这个劲？”直到蒋莉萍拿出新大纲，他才豁然开朗。她把故事总结为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感情经历”，把片断化的小说打散，增添了许多人物和巧合。

　　比方说，王琦瑶的家庭背景被扩充，她的母亲成为很重要的角色。她的四个恋人中，程先生被提到男一号的位置，陪伴她一生，书中这个人物在1966年就自杀了；李主任添了票友身份，以京剧结识王琦瑶，这是为了表现他在屠夫阵地外寻找温柔，从而命伤温柔；老克腊一直定不了稿，书中五六十岁的王琦瑶与20多岁的老克腊相爱，在今天仍是惊世骇俗，投资方考虑到电视观众只从道德评判出发，肯定会觉得这段感情很恶心，但是几经反复，还是保留了原剧情。只是书中的王琦瑶被活活掐死，剧中的她却活了下来。蒋丽萍的理由是：一个陪伴了观众那么多天的女一号死于非命，观众会受打击，电视毕竟需要温情。虽然王琦瑶没有死，她的那个时代还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了。

　　像这样的改动数不胜数，很多来源于蒋丽萍的生活。在筹备期，剧组请了民俗顾问给主创人员上课，这些老师就是“老克腊”、优雅的老太太。丁黑还记得一个活脱是王琦瑶再世的李阿姨，给他们讲中产阶级的大老婆怎么联合姐妹们斗争外室，这个情节就被用在李主任的老婆身上。还有一个细节，程先生在80年代陪王琦瑶参加舞会，他穿了一身旧工作服去，王琦瑶很不高兴。进了舞场，程先生打开黑皮包，拿出两个袖套各装一只皮鞋，用弹簧楦头撑住。一脱外衣，里面是背带西装裤，这也是蒋丽萍搜集材料时听来的真事。从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小说对上海人入木三分的刻画。

　　何谓上海精神

　　解放前，葛薇龙、白流苏一直是上海女性的代言；解放后，再没有超越她们的形象。程乃珊描绘吃穿用度的杂文，陈丹燕无限惋惜、带有自恋、陶醉情绪的上海闺秀，殷慧芬笔下的女工，是另一种上海女人，却没有成为经典。丁黑认为，王安忆把人性的悲剧残酷地展示给人们看。对于上海女人，丁黑有个很有意思的总结：“王琦瑶们精明并不聪明，开局很大，路越走越窄，开埠很早的上海和这个女人的命运一样。”王琦瑶螺蛳壳里做道场，把小世界搞得轰轰烈烈，看似心疼自己，实际可着劲儿地糟蹋自己，她世故又浪漫，敢于飞蛾扑火，这些特质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都有体现。

　　《长恨歌》的班底基本是北方人，丁黑是陕西人，对于上海，他是站在对岸的人。开拍前他看到一份调查，上海的处女率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女儿。这是因为她们把嫁人当作第二次投胎，处女身份是投胎的筹码。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正随着王琦瑶、老克腊们的故去渐渐消亡。电视剧中，王琦瑶的扮演者分少女和中年阶段两个演员。少女是内地的黄奕，中年是香港的张可颐，李主任和程先生也都是港台演员。令人惊讶的是，这几个港台演员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丁黑分析说，香港、台湾比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留更纯粹，张可颐接受的英式教育，无论何时腰部都笔直、聪明又冷兮兮、神情淡定，反而更接近于想象中的王琦瑶。黄奕是年轻的上海一代，她演完戏恨不得立刻躺在地上，怎么舒服怎么来，她有很长时间都没法入戏。这也说明上海的年轻人已经不是王琦瑶，她们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

　　与女人相比，上海男人是北方文化长期揶揄的对象，长久以来，他们受到的待遇并不公正。丁黑举了一个例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才上交国库十几个亿，上海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这样的城市里的男人肩膀怎么会软呢？程先生看似窝囊，可他有坚硬的地方，他的一生不曾受制于人，不用理会世俗眼光维持单身。他貌似谦恭，实则外圆内方。

　　蒋丽萍曾经也担心年轻人没法理解程先生的感情：他们几十年手都没拉过，是不是有病？“上海男人就是这德性，老知识分子对待女性有绅士风度，他们把爱内化为审美，没有身体接触一样会爱她，不把占有女性作为第一目标。”现在这种外柔内刚的男人又成为时髦，蒋的年轻女友看完戏后，激动地打电话对她说：“爱我知我的程先生哪里去了？”男人们也纷纷以程先生为自诩。

　　在电视剧成为快餐的今天，《长恨歌》简直精致得有些过分，它的美术、灯光比电影还唯美；道具都是从收藏家手里淘来的真品，程先生用的相机就是当年的德国货；演员在表演前经过几个月的民俗、文学和艺术培训，营造出旧时代的氛围。丁黑觉得这一切正是上海风格的体现：世俗化的精致。在西风东渐的时代，上海人追求的个性解放不是上升到理论，而是浸淫到每个生活细节，而《长恨歌》尽可能地还原了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