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60年再回首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现在每小时就会有330人年龄达到60岁，而人一旦到了这个年龄也就变得迂腐乏味。

　　然而今年也到了60岁的世界上唯一一个戛纳电影节却是让全世界都禁不住翘首以待。几个一直看着戛纳电影节成长的资深影评人，他们现在仍旧保持着旺盛精力并对电影痴迷不已。

　　当大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1958年第一次来到戛纳电影节的时候，他还不是《查理·卓别林》的传记作者，也不是伦敦《泰晤士报》的影评人。罗宾逊回忆说：“我当时来得太晚了，没能看到《雁南飞》(The Cranes Are Flying)这部影片，但是电影节新闻办公室却说：‘我们还将为6个人再把这部影片一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和他们一起看。’”

　　罗宾逊当时走进了已经漆黑一片的放映室。他回忆道：“在电影放映结束的时候，灯亮了，而我当时却发现在放映室除了我以外，只有4个人，他们分别是该片的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俄罗斯导演谢尔盖·尤特凯维奇(Sergei Yutkevitch)、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和帕布鲁·毕加索(Pablo Picasso)。”

　　《雁南飞》赢得了当年的金棕榈奖。罗宾逊说他作为影评人的处女秀经历显示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规模是多么的小而气氛又是多么的融洽。当年参加电影节的所有人员，包括明星、新闻记者和影展工作人员都上了一条小船，奔赴在圣玛德立特岛上的饭店，参加市长举办的午宴。当年的电影节处处洋溢着一种温暖友善的气氛。罗宾逊对此回忆说：“在Blue 酒吧你常常会看到相同的老面孔，比如考克托(Cocteau)、阿迦·可汗(Aga Khan)、艾尔莎·麦克斯韦尔(Elsa Maxwell)。他们看起来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而在新的碉堡似的节庆宫于1982年开放使用之前，电影节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如安蒂贝斯街进行的。1973年玛丽·科利斯(Mary Corliss)和丈夫理查德一起首次来到戛纳。她回忆说：“当时那些入围竞赛单元的影片都是在老影宫放映的，而老影宫现在则被诺佳-希尔顿酒店取代了。当时很多影片都是在沿着如安蒂贝斯街分布的大约12家小影院中展映的，有时参展影片甚至会跑出这条街，在其它地方放映。”

　　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第一次接触戛纳电影节是在1972年，他用惋惜的语气说：“令人伤心的是，随着DVD的兴起，戛纳电影节已经丧失了自己在市场上的一些人气，而且如安蒂贝斯街也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因为云集了众多兜售电影的小贩而造成交通堵塞了。然而这里却始终有一种你在其它地方都找不到的魅力和威望。”

　　吉姆·海因斯(Jim Haynes)为洛杉矶自由社报道戛纳电影节盛况的时间长达25年，他想起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如安贝蒂斯街放电影时的情景。他回忆说，当时看的那部片子实在是太差了，以致于他大声喊了出来：“这是一部如此糟糕的电影，我们实在不应该继续看下去了，我们应该回到旅馆房间去做爱。”一个妇女当场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带着他们对那部让人难以理解的所谓欧洲艺术片的指责，两人携手来到海因斯的旅馆房间。但海因斯却坚持声称，前前后后绝对没有做爱之类的那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今年已经是伯纳德·查德瑞(Bernard Chardere)第47次连续出席戛纳电影节了，而1961年第一次去戛纳电影节的时候，他的身份还只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日报记者。他1952年就创办了发行量迅速增长的《正片》杂志，后来又在他的家乡里昂创建了鲁米埃尔影院(现在由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主席泰瑞·法穆经营)。查德瑞回忆说，位于戛纳小城中部的邮局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向工作人员递交一个手写的故事，然后打字员就会把故事打下来通过贝尼诺这位报业先驱传送到现代传真机中。

　　在查德瑞和他《正片》杂志的坚定支持者米歇尔·西蒙特(Michel Ciment)的笔记中，他们强调指出，在早期的几十年中，戛纳电影节的电影人往往受制于国家选片委员会。查德瑞说：“挑选电影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事。如果电影是作为整个国家向国外展示自我的代表，你就常常会对一些学术性强或大家都能接受的影片特别看待。”西蒙特说：“影展到了莫里斯·贝西(Maurice Bessy)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接下来就是吉尔·雅各布，他们两人对电影都是全身心投入。”

　　当然随着影片变得越来越“危险”，去电影节观评电影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埃伯特说：“在1976年放映贝托鲁奇(Bertolucci)执导的《1900》影片时，发生了人群拥挤以致于玻璃墙都被人们撞碎了。”西蒙特说：“1973年放映马可·费拉里(Marco Ferreri)执导的《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时发生了人群骚乱。”他还想到了1974年在放映《甜蜜电影》(Sweet Movie)时，杜尚·马卡维耶夫(Dusan Makavejev)被强硬派残暴攻击的那一幕。

　　查德瑞生动回忆了1968年杰拉尔丁·卓别林(Geraldine Chaplin)和卡洛斯·绍拉(Carlos Saura)为了不让他们的电影《小镇薄荷汁》(Peppermint Frappe)放映而奋力拖拽银幕的情景。他笑着说：“革命一触即发，因此电影节一结束，我们就蜂拥进了汽车，马上奔赴位于尼斯的Victorine 电影公司！”

　　尽管继承了笛卡尔那种高卢人善辩的传统，然而缄默不争才是动摇瓦解那些在把守在影院门口的不讲理人士意志的最好办法。埃伯特说：“亨利·嘉格隆想让我看看他的影片，但是他的影片放映时间常常排得很早。亨利说：‘没问题，我将给你留一个座位，我将在玻璃门里面等着你确保你能进来观看。’在 Debussy影院当时正放映的是《Complet》，亨利正在玻璃门里面。他看见我就冲了出来抓住了我，然而我们两人却都被锁在了门外面，保安拒绝再次为我们开门，亨利哭着喊：‘该死的电影，我的老天！’”

　　埃伯特还回忆说：“我曾在卡尔顿杜尚·马可萨耶夫的套房中采访过他。下一年我又碰到他，问他是否会再次入住卡尔顿，他当时回答说妻子和他将在海滩上的帐篷中睡。还有一年，我采访了一位叫昆丁·塔伦蒂诺的年轻电影导演，当时他可谓把自己的钱搜刮了个遍才凑够了来戛纳的飞机票，当时他和另一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我和妻子查兹在沙滩上为他买了一盘意大利面条。后来凭借《低俗小说》一片，塔伦蒂诺再次来到戛纳电影节，然而和上次不同，这次他入住的却是超豪华的海角大饭店。(杨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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