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谈谈电影的自然写实(2)

电影《窃听风暴》剧照

　　如果一部电影完全以再现生活为追求，真的还没有我们体验生活本身那么有趣——在酒吧里我们听到一些对话，可能很有趣，可是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银幕上，就可能一点也不有趣。宝林·基尔说：“生活好过艺术模仿生活。”没有幽默感的没有才气的人才会把艺术模仿生活当作目标，而艺术家需要的是真实地生活，真实地感受生活，但用艺术来再造并提升生活。我们看到伊朗电影，那里的现实主义并非简单的现实主义，那是伊朗风格的“诗意现实主义”;我们看拉美小说，那是拉美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况且，我们推崇的电影有更多根本与现实主义无关，可能是表现主义的，可能是戏剧化的，总之，是以一种新意的角度去诠释现实。否则，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我们本来就生活在现实中。

　　最近一个年轻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一些中国的艺术片那么不好看？他说他看基洛夫斯基的《十诫》，本来因基洛夫斯基的艺术片大名而准备着攻克什么难关，结果发现这些影片都是很严格地按照讲故事的规律来拍的，很吸引人很好看，并不晦涩。——什么时候，晦涩难懂一定成了艺术片的同义语？

　　更有一些电影似乎把沉闷当深刻，却一点也不深刻，不过是把沉闷的生活展示给人看……对于西方观众来说——那也是西方一小部分观众，因为这生活是异国的，总显得新鲜，有种新闻报道感，或者对照之下让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或者起了慈善之心，诸如此类。可是，电影应该是有精神性的，应该对生活有判断的，应该有启示的，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不是生活的悲剧或喜剧的直接记录，而是经过作者之手之脑的一个作品——不是生活本身。

　　看小津安二郎的《浮草》的时候，老师指出画面里的红色物品——小津喜欢那种红色，就安排了那种红色，事实上那种器具根本没有那种红颜色的！这就是小津的趣味，小津的风格——而我们会觉得小津不“真实”吗？

　　《窃听风暴》讲冷战时代的东德，导演在片后访谈中说很多东德的观众都告诉他，那片子里的前东德场景多么多么真实，多么跟他们记忆中的相仿，可是，其实，该片导演特地在美工中取消了红色，只用蓝绿等色，使得影片在取得一种审美风格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心理上的真实。

　　其实，如果说看真实生活，我倒更爱看真正的纪录片，因为那里面的真实的人似乎更有趣。如今很多纪实性电视节目更取代了纪录片的功能，人们对于电影需要更多一些东西。

　　也不是说所有脱离意识形态的，具有别具一格形式的电影在西方就没有观众。中国的商业片里，武打片就以独特的形式而走入西方，人们观看这些影片纯粹出于对形式感的感受和乐趣。周星驰()的《功夫》这种以颠覆功夫片为乐趣的电影在西方也有观众，因为他们已经相当熟悉这一片种。吴宇森的枪战片属于脱胎于西方又带有香港色彩，王家卫的文艺片华洋混杂中让后现代观众感觉新颖，都属于风格化的作品，一定要在这里找现实的香港完全是不搭界的。李安的《卧虎藏龙》或者《色·戒》，前者是把武打片浪漫化舞蹈化诗意化，后者通过间谍故事讲人性和性心理，这些故事都属于中国人但又属于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东西，不是说非得反映了中国人的什么什么。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写“文革”背景下的男孩成长，这样的故事在全世界任何文化背景下都可以发生，首先它是一个男孩的故事，其次它才是那个时代的故事，并且是一个非常个人化和风格化的故事，所以对于“文革”的褒贬都不影响西方观众理解这个故事。

　　我的意思是说，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来自中国的电影除了提供一种了解中国的功能之外，也可以是娱乐的，或者在艺术性上给人新意的，或为世界电影增添丰富性的，或在人性探索上与观众共鸣的。而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他们就更需要娱乐的电影，需要各种各样形式的电影。即使是写实电影，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去更好地理解现实、掌握现实、反省现实、超越现实。仅仅是一种展示和记录，对于西方人来说或许已经很有趣，但是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他们对于以平淡自然为追求的写实电影的冷淡自有他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