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威斯 大圣 编辑/王威斯 图片/CFP
随着9月24日,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9月7日至10月7日,人艺将连续演出《日出》《雷雨》《北京人》和《原野》这4部由曹禺先生创作的经典话剧。其中,《日出》和《原野》更是为再次出演而进行了复排。可以说,中国经典话剧,尤其是经过复排的经典,因为曹禺先生诞辰纪念日的到来而再一次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经典话剧“扎堆”翻拍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人艺将会在北京上演《日出》《雷雨》《北京人》和《原野》这4部曹禺先生的经典话剧。除去人艺原有的保留剧目《雷雨》和《北京人》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日出》和《原野》这两部复排剧目。其中,《日出》由任鸣导演,陈好、谷智鑫主演;《原野》将特邀著名导演陈薪伊执导,由胡军、徐帆、吕中、濮存昕等人艺明星出演。
对于曹禺先生,《日出》是其代表作之一;对于北京人艺,《日出》还曾是1956年首都剧场落成后上演的第一部本剧院的作品。如此的历史渊源,让《日出》的每一次排演都备受瞩目。此次《日出》复排,既是导演任鸣第4次排演这部经典作品,也是他导演生涯的第65部作品,之前他曾为新加坡艺联剧团、天津人艺、北京人艺分别排过不同的版本。此次重排,导演任鸣将回归经典风格,力图用浓浓的怀旧味儿向人艺的老院长致敬,表达对曹禺先生的怀念之情。他表示,复排过程将不会修改台词,要做到百分之百是曹禺的语言,是曹禺原著的精神,让观众读到一个完整、准确、圆满的《日出》,力求将这一版本打造成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正如任鸣所言:“好的东西可以用各种形式来尝试”,古典的艺术形式也能获得观众的共鸣。
作为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的又一部力作,《原野》虽然被话剧、川剧、歌剧、黄梅戏等多种舞台样式所演绎,但曹禺先生曾说过:“对一个普通的专业剧团来说,演《雷雨》会获得成功,演《日出》会轰动,演《原野》会失败,因为它太难演了,一是因为角色很难物色;二是灯光、布景也都十分繁重……”
10年前,北京人艺曾排演了由李六乙执导,胡军、夏力薪、杨青主演的小剧场话剧《原野》,由于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带有极强烈的实验和荒诞色彩,甚至将电视机、马桶都搬上了舞台,因此,演出之后引起巨大争议。
这版《原野》,胡军饰演仇虎、徐帆饰演金子、吕中饰演焦母、濮存昕饰演焦大星,人艺大腕在此云集。据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介绍,北京人艺此次上演的《原野》尊重原著。将《原野》作为大剧场演出的剧目,这在人艺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并且特邀曾13次获得文化部文华奖以及曹禺文学奖等奖项的著名女导演陈薪伊担任导演,和她合作多次的作曲家董为杰、舞美设计刘杏林、灯光设计胡耀辉等共同组成强大的创作阵容。
当然,这两出经典话剧的演员阵容固然强大,但真正让人感兴趣的是,重新编排的《日出》和《原野》到底能够带给人们怎样不同的感受。
复排经典,描红还是超越
一时间,对经典话剧的复排似乎成了最时髦的一件事。从《雷雨》《茶馆》《鸟人》,到现在的《日出》《原野》,经典话剧虽然可以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但毕竟大多数人对于这些剧目的剧情都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不断地对经典进行复排,到底能否达到观众所期望的对原著的超越,还是仅仅是对老剧的描红呢?
在很多人看来,明星演员的不断加入一直是经典话剧能够不断吸引观众的最主要原因,“看明星演话剧”也一直是观众除老旧的故事情节之外,对经典话剧最感兴趣的部分。但如果仅仅是更换明星来重复演一出话剧,不对经典进行创新,即使明星的腕儿再大,也会被观众看烦。“我们需要不断有能够准确诠释曹禺、老舍、郭沫若等经典作品的年轻演员,所以在这次复排《日出》时,演员阵容上一半是梁丹妮、王刚这样的老演员,一半是谷智鑫等年轻演员。”任鸣表示。
一般来说,衡量经典的一个标准就是它被重复的次数。
北京人艺已经连续很多年对曾经的经典话剧进行复排演出,从最早的《雷雨》《茶馆》《蔡文姬》《龙须沟》,到上世纪90年代的《鸟人》等,每一轮的经典复排,人艺都保持了对这些经典的尊重,意在保留与传承,但每次都有意外的反响。北京人艺的老戏复排,从来不做大拆大改的变化,而是通过主角的变化、细节的改变而赋予老戏新的气息。
而对于已经被复排过多次的《雷雨》,每一次复排,演员对《雷雨》的理解都不尽相同。
第一代《雷雨》中周朴园的扮演者郑榕回忆说:“1954年人艺上演该剧,限于时代背景的原因,《雷雨》更多地突出‘阶级斗争’,作为一家之主的周朴园是封建专制的代表,而四凤则是下层悲惨劳动人民的写照,鲁大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于剧中的重头戏,周萍是资本主义阔少对劳动妇女的玩弄和抛弃,蘩漪是好逸恶劳的贵妇。”那轮《雷雨》,一演就是四个半小时,有人回忆说看着想睡觉。可见,第一代《雷雨》并不很成功。
第二代《雷雨》中,濮存昕演周萍,郑天炜饰四凤。这次复排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阶级斗争的模子,却呈现出了明显的“社会问题剧”倾向。
到了第三代,《雷雨》终于去除了社会问题剧的套子,将中心定位于“人性的挣扎与呼唤”,主角由以往的周朴园改为了蘩漪。曹禺先生在谈《雷雨》创作时说:“在所有的人物中,蘩漪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应该说,这一改动最符合他的创作本意,效果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更具备经典的气质。
新版《龙须沟》的变化也非常巧妙。旧版《龙须沟》重在唱颂歌,而新版则在立意上体现了“人性的内心价值回归”——修了沟,也修了人心。
正是这些细小环节的改变,让老戏有了新魅力,吸引了不同时代的观众。而经典话剧复排的真正难度就在于既要有创新,但更要忠于原作。正如新版《日出》导演任鸣所说:“为什么要坚持对原作的忠实?以音乐来打个比方,无论是卡拉扬,还是小泽征尔,当他们指挥乐队演奏贝多芬的乐曲时,不会更改任何一个音符,否则就不是贝多芬的音乐;但不同的指挥却可以对贝多芬有不同的解释。对待戏剧经典,我认为应秉持同样的原则。”
谁在看经典话剧
随着观众回归剧场风潮的兴起,北京和上海基本形成了一个新的“中产戏剧”潮流,有一定经济实力、一定文化水准和文化格调的“中产一族”,成为新时期话剧的核心观众,还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也会在业余时间走进剧场。但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话剧的主力观众群由于年龄的原因,多喜爱现代及实验类话剧,经典话剧是否能将观众重新吸引过来,确实是一个挑战。
幸好,事实证明,经典话剧对于中国年轻的新生代观众来讲,同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2009年重演的经典话剧《鸟人》的火爆程度毫不逊色于16年前的首演,18场演出票房达到250万元,平均上座率96%,而人艺看家剧目《茶馆》每年的上座率基本保持在99%。也是在2009年上演的经典话剧《窝头会馆》,更是以102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中国话剧的票房神话。
在艺术多样化的今天,到底还有谁在钟爱经典话剧?谁在看经典话剧?
其实,有消费能力的年轻白领观众,无疑是当今话剧观众的绝对主流。而在尝过了荒诞无厘头的实验先锋话剧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传统话剧所具有的艺术欣赏价值是无法被取代的。
与电影大片动辄上亿的票房相比,话剧《窝头会馆》千万元票房似乎差距不小。但试想一下,一部电影票房破亿,是由全国那么多城市的成千上万块大银幕凑成的,而且一天可以循环放映若干场。而一部话剧只能在剧场一地上演,由演员和观众面对面地交流,每天仅有一场(周一还要休息),能有这样的票房成绩实属罕见。《窝头会馆》的成功自然得益于明星效应、优秀剧本以及林兆华这样的王牌导演,但近年来话剧市场的升温同样功不可没。
当然,在一些“年轻人”看来,经典话剧的剧情和台词也许过于老套,表演形式过于死板,多年来,观众中的不满之声也会时常出现。
不过,尽管有不满,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经典话剧与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话剧相比,无论是从艺术价值,还是文化内涵上看都要突出很多。而面对这一现实,不知道人们该是欣慰,还是悲哀——经典话剧备受追捧虽然标志着观众对于中国传统话剧的认可与欣赏,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近几年的中国话剧舞台上没能再出现新的精品。而在话剧的整体水平方面,更是与像赖声川那样的台湾话剧相差甚远,很难满足观众对话剧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时候,就只能让经典来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了。
经典名剧的生存模式
在更多人看来,即使在被人景仰的人艺舞台上,经典剧目虽然不少,但演员就是那几个。但凡稍微有点名气的话剧演员,绝大多数时间都去拍影视剧了,只是万一趁着有空,档期能协调开,才来演一两部话剧。当话剧成为演员的一种任务分配方式,质量也就无从保证了。
首版《茶馆》中扮演常四爷的郑榕86岁,扮演秦仲义的蓝天野83岁,如今的中坚濮存昕57岁,杨立新53岁,冯远征48岁,梁冠华46岁……大家用票房追捧的还是这些人,他们是人艺的牌子,是传承和坚守,但现在,他们都老了。虽然也有不同版本的《茶馆》上演,有不同的新人参与,但似乎都无法阻止代表着一种时代风格的印记正在渐渐淡去。
所幸,正所谓经典永远是经典,即使可能出现短时间的偏离,最终还是要回来。也许是厌倦了“低水准”的影视剧,在传统与经典的召唤下,更多的实力派或者说真正的演员开始回归到话剧舞台。无论是濮存昕、杨立新、梁冠华,还是冯远征、何冰,这些被观众认为真正懂艺术、会演戏的演员们让中国的经典话剧又一次成为了具有相当水准的艺术表现形式。当然,明星话剧演员仅仅是中国经典话剧再次大热的一部分,人们对艺术的追求以及中国话剧人对艺术的执著真正盘活了中国话剧。
“经典是最具时代感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经典。经典往往走在时代的前沿,最敏锐地感知和反映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迁,成为浓缩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话剧的历史来看,它的发展与哲学及文学几乎是同步的。哲学家用理性思考,戏剧家则用舞台来思考。戏剧是最具时代感的艺术形式之一,它能够最真实、最直接,也最敏锐地关照现实,抓住这个社会最敏感的问题。”哪怕是曾执导过荒诞剧和雅皮剧的新锐导演江兆旻对于经典都有这样的理解。她曾这样总结:“所谓经典,就是在这个时代你最有代表性。经典与古典不同,古典是博物馆式的,中国传统戏剧是古典的,它对当下社会难以产生直接的关照。”
经典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从而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表现在“它代表的是这个时代,但它可以用这个时代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去关照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在上演,你会发现,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有启迪作用”。
话剧经典性的这一普遍特征,正是它融入时代、直面社会现实才能产生的,如果它对时代采取远离,对社会现实抱着回避的态度,是不可能产生具有普遍启迪意义的话剧经典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剧经典性回归的呼唤,也是它能够融入这个时代,使其永葆青春的生命力之所在。
事实上,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如《恋爱的犀牛》《翠花》《麻花》系列等众多面对年轻观众的现代风格话剧火爆的今天,一出《茶馆》或《原野》却依然能够受到观众追捧的最主要原因。而不论是曾经的经典名剧,还是已经被复排的“新生经典”,都是依靠着自身对于经典的坚持以及观众们对于经典的回味与留恋而继续生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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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现象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
其中,《日出》是曹禺先生的代表作。《日出》以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广的历史内容在曹禺剧作中居于领衔地位。剧本以陈白露和方达生为中心,以陈白露的客厅和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活动场所,把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揭露剥削制度“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本质。在艺术创作上,作者采用横断面的描写,力求写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因而《日出》具有纪实性特点,一切都像生活本身而不像“戏”。
再如创作于1933年的《雷雨》。《雷雨》中的鲁大海,就有曹禺在保定结识的一位有思想、有智慧的年轻工人的影子。当时,挪威著名作家易卜生许多揭露社会黑暗、追求人性解放、妇女解放的优秀话剧已传入中国。易卜生的思想,对曹禺影响很大。他在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用英文写的《论易卜生》,此外,莎士比亚、古希腊的话剧也对曹禺有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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