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大腕是不是灵丹妙药?
观众都爱挑剔演员的表演,导演又何尝没有自己心目中的“梦幻组合”呢?但往往一出戏的卡司是非常随机的,比如林奕华的《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最早他想要组合张艾嘉跟汤唯,但汤唯档期不行。后来张艾嘉还建议找找郑秀文。“其实每一个不同的配搭所带来的化学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郑秀文或者汤唯,也不会是现在的模样了。”所以林奕华强调,尽管他一向跟刘若英、张艾嘉、郑元畅、李心洁这样的明星合作,但他认为商不商业并不在于有没有这些卡司,“而是要看大众如何认知这个卡司对他们所产生的吸引力,与这些卡司本身可带来的惊喜。”
赖声川的戏则很奇怪,有时候用明星有时候不用,而且他会让明星变得让观众看不出来是明星,比如《宝岛一村》中的万芳——那个一上台就以大肚子形象示人、热情夸张的“包子嫂”实在与抒情温婉的情歌歌手万芳大不同。“2006年大陆版《暗恋桃花源》被称为五星版,因为有黄磊、袁泉、何炅、谢娜和喻恩泰,在台湾我也找过林青霞演云之凡,为什么?因为台湾没有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这样的专业院校和演出单位,没有那么多科班出身的人才储备,所以我必须把眼光转向影视界。但我会慎选,我知道谁适合什么角色。”除了慎用明星,他还会对明星进行“二次加工”。比如当时在电影界已经如日中天的林青霞,并不熟悉舞台剧,她甚至在自己演的电影中从未发过声(因为制片人觉得她的声音与形象“不搭”,故而每次都用配音!),所以赖声川请到她出演后,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为她上表演课,而不是把她当成一块戏剧票房的招牌!反观大陆很多戏剧,哪会费这么大力去“培训”明星,而影视明星又哪有时间去上什么表演课?
留住观众四大招儿
廖一梅谈《柔软》:希望每个人开始审视自己
看上去是个与性别有关的讲述悲伤爱情的故事,实际更似一个挖掘人性的醒世寓言。洪晃评价“穿刺一样准确地表现了中国中产的性生活隐痛”。
记者(以下简称记):一个想做变性手术成为女人的男人,一个被世人认为是荡妇的女医生,还有一个每天晚上扮成女歌手的异装癖设计男……故事的灵感来自哪里?社会新闻吗?
廖一梅(以下简称廖):不是社会现象,而是源自我对人、对生命的追问,与“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前两部(《恋爱的犀牛》和《琥珀》)一样,这种追问要抛开“人”外在的社会标签、受教育的程度等等,只不过我采取了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我们从小被教育“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包括“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人总是选择趋利避害的方式生活,不断给自己贴上标签,隐藏秘密,我想要剔除这些东西,看看还剩下什么。
《柔软》更像一个寓言。
我做了很多调查,看了很多资料,我发现每个人对自己都不满,不满意自己的身高、体重、相貌……推演到极致,就是对自己的存在不满,对自己是男人或女人都不满——于是戏中人抽离这些外在的东西,看待自己的本质,重新认识自己。
记:说到被教育“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戏中人物说“女人应该是温柔的、有同情心的……”但你不这么认为?
廖:我做决定很果断,但很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往往是男人——这都是一种“扮演”吧,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扮演”,也许强势的扮演弱势,弱势的扮演强势,男人扮演女人,女人扮演男人……
记:很多人表示看了戏以后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爱情、婚姻,就像戏中人那样。你给了他们改变的勇气。
廖:审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始审视!不能面对的也要去面对,不能把问题总是捂着,那肯定不会是一种进步!就像戏中说的,没有比“伪善”更坏的事情了!人人都在“装”,这能愉快?我不相信。
或者有人也改变,但问问自己是出于什么原因?不过是利益的驱使罢了,不过一种生存技巧,但别忘了,它能使你成功,但不能使你幸福。
赖声川谈《宝岛一村》:
它无关蓝绿阵营,无关政治,无关党派……
记者:没有很强的戏剧冲突,甚至很多人都不了解“眷村”,但《宝岛一村》却能够深入人心。
赖声川:这无疑是一个很痛苦的时代,海峡两岸都一样。上百万人漂洋过海到台湾,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大的人口迁移。他们以为可以马上回家,谁知一住就是四十年五十年,从离家到想家到认同这里就是家,《宝岛一村》的力量很大。它在寻找、寻根,重新定义解释台湾。它无关蓝绿阵营,无关政治,无关党派。它向观众展示的是六十年来两代人的青春之歌和小人物在历史命运中的悲欢离合。所以每一个大时代下的小人物都会感动。
林奕华谈《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
这是一个创造财富、牺牲爱情的时代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个戏是为了上海世博会“定制”的,你是怎么理解“城市”的呢?
林奕华(以下简称林):上海世博会的宣传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这句话反映的是主观的“美好意愿”,现实中,“城市”提供的机会其实是有得亦有失的一体两面。正是在一得一失之间,张艾嘉找到了女主角必须面对的矛盾:两位男主角,一个自卑,一个充满优越感;一个象征实际,一个满怀理想;一个与她有着一路走来的感情,一个似让人看见康庄大道但又不等同前途似锦——他到底没有作出任何具体承诺。这便是在进与退、取与舍的十字路口的所有现代人,总是在“交战”,怎样才能得到应有的幸福?
消费文化将房子与幸福捆绑在一起,给都市人造成了压抑和焦虑,这曾经是香港年轻人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却以更快的速度弥漫到了内地。
记:你注意到了内地弥漫的“蜗居”情绪……你总是在“评论”这个时代?
林:最厉害是张艾嘉,她提出在两个男人的“蜗居”和“豪宅”之间,女主角也有她的房子:子宫。到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写过这个题目。其实,每个女人都是生命建筑师,每个女人都有一块空地在她肚子里,怎么去建立这个生命体,让它来到人世,就要看这个女人是否可以找到一个甘心付出、可以寄托的伴侣。剧中他曾经对她说过一句“要买房子就不生孩子,要生孩子就不买房子”,两个人躲到一个豪宅的示范单位体验一晚有钱人的生活,然后黯然分手,所以,这是一个创造财富、牺牲爱情的时代。
可能跟我不是学院派出身的背景有关系,我一直都觉得我所做的戏剧其实是一种评论,或许本质上我就是个很喜欢评论的人。我喜欢评论别人,也喜欢评论我自己,因为如果我不评论我自己的话,我没有办法进步。
艺术家不能去改变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环境,但能够启发一个时代或一个环境。
编剧敢写,观众也要敢听
先讲一个段子。某一场《柔软》开演之前,廖一梅突然发现有一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在检票口等待入场,她很着急地问“你妈妈在哪里”,然后对其母亲直言“这个戏可能会有不适合孩子的地方”,并马上让剧组开车送母女二人去另一个剧场,看当晚孟京辉的另一个戏——令廖一梅紧张的,应该是该剧大胆、直白、尖锐的台词吧?“你们就算选对了父母生对了公母做对了功课上对了学校找对了老板跑对了方向算计对了别人出对了名挣对了钱操对了部位,也可能爱错了人,放错了CD。”“我知道我准定是悲剧,我就没想从悲剧的架子上下来,你们还真别往下拉我……我就觉得悲剧这队挺好,起码不用演高兴,没有比演高兴演正确更累的了。”——这些直击现代人类隐痛的台词,足以令观众们如坐针毡,进而感到面具被撕掉,灵魂被拷问。难怪左小祖咒建议《柔软》“分级必须,青少年不宜。对症下药,否则出事”。
当记者质疑戏中“如何从男人变成女人”的手术解析(比如充满了类似“距肛门处1厘米”这样的医学术语)会引起观众的不舒适感时,廖一梅回应“人对自我认识的过程本来就不应该是舒适的、愉快的”。“我一些朋友看完戏后对我说,我白当女人了!很多人对自己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都不了解。‘人’对自己是很马虎的。其实我也担心被‘误读’——《柔软》是对世界严肃的思考,我害怕有人拿‘变性’做噱头,但目前还没有,来看戏的人真的都带着一颗‘柔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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