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电影《白鹿原》艺术精神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正视电影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缺陷，毕竟，视觉表现再突出的电影也终究需要用人物说话。近50万字的原著，年代跨度大、人物庞杂，电影或删剪或合并，最终依照芦苇的意思保留了7个主要人物：老一辈的族长白嘉轩、“乡约”鹿子霖、长工鹿三，新一代的白孝文、鹿兆鹏、黑娃，和贯穿两代人的女性角色田小娥。在156分钟的公映版本中，老一辈的笔墨较轻，但来去可查：白嘉轩被打弯了腰、鹿子霖疯了、鹿三上吊自杀；受到删剪的影响，三个儿子没有交代去向，但芦苇始终认为，只要白嘉轩、鹿子霖两个角色成功了，电影也就能够撑起来，遗憾的是王全安把重点放在了田小娥和围绕着她的男人们身上。　　这一点石川也表示赞同：“白嘉轩是小说中的庞然大物，其他人都是来撼动他的旁枝。但在王全安的电影里，白嘉轩笔墨不够，这不是删剪的原因，我相信220分钟里的白嘉轩一样不丰满，这是剧作本身对人物理解有问题，重心偏移！在原著作者陈忠实眼中，白嘉轩就是白鹿原，它如同麦田里的那柱孤零零的牌楼，本想用祖先世代所构建的规则固守这片土地，但鹿子霖投机取巧、黑娃砸烂祠堂、尤其是儿子白孝文的彻底堕落，白嘉轩一次次地被逼上绝境，直到坚挺的身子弯了、心里的牌楼塌了。“无论王全安怎么解读小说，白嘉轩都该是集中点、是车轮的主轴，田小娥的情欲和抢粮食、抗瘟疫一样，是并列的轴条，是导致白嘉轩传统家庭观念分崩离析的力量，但影片着重田小娥的做法让车轮跑不起来了。”石川这样说道。

　　对于《白鹿原》，观众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了张雨绮饰演的田小娥身上，和多个男人之间的情欲戏噱头始终占据首要位置，王全安和张雨绮因戏生情、走向婚姻的故事又让电影更加偏离主题，连鹿三的扮演者、片中有精彩表现的刘威都看不下去了，“一部深刻的作品怎么只能用大尺度、激情戏来博取眼球？”实际上，看完影片的观众普遍认为，田小娥的戏份虽然吃重，但片中并没有过多露骨的场面，反而显得激情不足、冷静有余。葛颖认为，这其实正符合王全安一贯的导演处理手法，“他的电影一向避免戏剧化的冲突、避免刻意，喜欢纪实风格，《月蚀》、《图雅的婚事》都是如此，但放到《白鹿原》这样的宏大叙事里面，跟观众的传统期待有出入，显得过于理性，不够热闹。”

　　在芦苇的眼中，擅长纪实类小题材的王全安拍不了正剧悲剧这类大题材，“一个百米短跑选手去参加万米决赛，结果一定不妙。”也许，正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短板，王全安花费了颇多的心血在美术场景和宏大场面上，所以才有了上述那逼近人心的麦田，但反倒在自己擅长的人物刻画上，处理过于仓促，尤其是剧本中的核心人物田小娥。“暂且不论演员自身的素养，很多场戏总让人觉得是没有准备好的，例如田小娥在戏台边勾引白孝文，这是一场折磨人的心理战、本来颇有看头，但是从灯光布景到位置选择到人物的姿势，总让人看得不舒服，设计感不足！”长期研究电影视听语言的葛颖对电影的细节颇为看重，但《白鹿原》在某些方面让他感觉露了拙，“不光是田小娥，王全安大胆地使用群众演员担任重要角色也是冒了风险的，事实证明，把大部分经历耗在外景地上，人物的处理就稍显失衡。”

　　《白鹿原》背后的“第六代”

　　感性的“第五代”，理性的“第六代”

　　同样是以小人物的沉浮折射大历史的变迁，《白鹿原》不可避免地要被拿来与《活着》、《霸王别姬》比较，后两部电影的编剧恰恰就是芦苇；同样是被划分到代群中的导演，“第六代”的王全安也不可避免地要与“第五代”的张艺谋、陈凯歌比较，后两位也都只差一步就成了电影《白鹿原》的导演。同样是宏大历史题材，两代导演的表述方式有何差别？显然，芦苇更加认同“第五代”的处理方法，“《白鹿原》是情节剧的类型，但按王全安的路子，以纪实片风格、长镜头来拍，必然超长。”但葛颖认为，这种处理的差别恰恰就是“第六代”的理性方法，“张艺谋、陈凯歌在拍摄此类题材时，正遭遇中国电影商业化改革的热潮，亟需新的电影美学，他们拍摄历史的方式就是将历史‘传奇化’、‘评书化’，所以他们的电影里充满了戏剧冲突和人物命运的偶然性，热热闹闹，色彩也极为绚丽；但王全安却在《白鹿原》里，贯彻了以往的、也是第六代某种相通的‘冷处理’和纪实特质，也许这样，会更接近他眼中的真实历史”。

　　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戏是电影《白鹿原》的主线，在葛颖看来，处理两人关系的戏最能体现王全安的这种特质，“我们都看过张艺谋怎么处理《红高粱》里的感情场面，也能揣测出如果《白鹿原》交给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但现在的《白鹿原》，感情戏是那么慢热、不温不火。黑娃蹲在地上吃面，田小娥坐在旁边抽烟，告诉他‘这面是我做的’，地点选在了空间开放的戏台，两句话就交代了，应该出戏的地方没有刻意去做。”如果说，电影在人物刻画上有设计感不足的客观因素，但葛颖表示，它也同样包含王全安刻意“冷处理”的主观原因，“这是两个代群之间的差别，《活着》让你感觉生活中的偶然性时时刻刻在发生，但《白鹿原》告诉你，现实中哪有这么多偶然，都是平淡中来平淡中去。”

　　用艺术精神探索商业电影

　　今年是新生代导演抱团突围的一年，包括“第六代”的管虎、张扬、王小帅，还有更年轻的陆川、宁浩，然而，四月上映的《杀生》、《匹夫》、《黄金大劫案》集体输给了好莱坞的“两艘大船”，五月公映的《我11》、《飞越老人院》又在《复仇者联盟》面前惨败连连，陆川《王的盛宴》至今没有上映音讯，当下的《白鹿原》虽然掀起话题风暴，但票房表现已经提前“入冬”，达到收回成本的三亿目标，基本没有可能。这些60后、70后的电影主力军们也在集体思考，应该怎么拍电影？管虎说，“我们抱怨不得，要从自身找毛病”；王小帅说要检讨自己，“不能对当下现实问题不闻不顾”；陆川反思，“我们该改改导演中心制的制作习惯”；贾樟柯认为，再怎么也不能牺牲艺术迁就商业，“关键还在于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曾执导过《花眼》、《自娱自乐》的“第六代”导演李欣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我们要拍摄真实的简单故事，我所说的真实不是说一定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而是要取得观众的认同感，这是让观众对你的作品有所思考的前提，真实的故事不一定是《人山人海》那样用热点新闻堆砌出来的，而是不露山不露水地把一件事情说圆了！”

　　《白鹿原》最终的票房究竟如何？编剧芦苇和电影的争论会以怎样的面目收尾，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王全安用“第六代”的处理方式展示了一部颇具史诗风格的《白鹿原》，即使有诸多不足之处，但这种用艺术精神探索商业电影的诚意值得鼓励，葛颖说，“第六代终于摆脱城市的小情小调，承载历史和民族文化，这是一种进步，从去年的《赛德克·巴莱》到今年的《白鹿原》，两岸的60后导演共同呈现有强烈历史厚重感的电影，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久违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