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计划了十几年的电影成为冯小刚[微博]电影中被诉说和被等待最悠长的一部，好似常常听见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却始终不见其人。终于有一天，看到了全貌。

　　这是1942年兵荒马乱饥荒遍野的河南，温饱、安稳包括人命都是抓不住的蝼蚁。影片中有一个全景镜头出现不止一次：皑皑雪地上，背井离乡逃难的饥民如黑线涌动，天上突降日军炸弹。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原作基于一种打捞历史的整体观，以调查体展开，寻求“非虚构叙事”的可能。刘震云的文字就如那个大轰炸的远景镜头，给剧本提供了背景的切入口，文字中有白修德李培基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但缺少虚构人物的命运流离。电影若是按照文字的内容展现则变成纪录片，因此老东家、花枝、老马这些角色为电影故事而诞生，从灾民的群像中走到了银幕上。

　　从宏观到微观，从原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到电影中的个人化叙事。电影故事的局势拉得很大，线索繁多。如若有持续稳定的戏剧张力，叙事线繁多并不致影响故事结构。但遗憾的是《一九四二》中叙事线的分离造成了一种类型的断裂：以老东家为主的逃荒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路上的经历构成公路片类型，这条颠沛流离的人生之旅事关小人物的卑微和痛楚，也是观众认同感最强的一条线；第二条线关于国民政府，这条叙事线是原作中重要的内容，在电影中予以保留，并用了春秋笔法，从类型上是典型的政治电影的表达方式。

　　一条在路上，一条在官邸。政治片和苦难的公路逃难记混合，产生了电影风格的分裂，看到蒋委员长体恤下属的细节，李培基等人运筹帷幄的劳碌，禁不住会产生质疑，对于一部剧情电影来说，这些涉及真实历史人物的电影表现，是着意对历史的打捞和还原，还是努力以这条叙事线来反衬另外一条线中人物卑微的命运？即使原作中力求的真实，也只是一种相对的真实。这质疑也带来一种强烈的间离感，渗透在人间苦难命运起落的悲情叙事中，削弱了原本可以更为凝练的叙事张力。

　　影片的另外几条副线混合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拯救、中国牧师安满西的疑惑、厨师老马的人生境遇。再加上只在电影开篇和结尾存在的第一人称旁白，造成了多重视点的混合，涉及救赎、追问、苟活等立场。在两条主要故事线中，这些次要人物轮番登场，却无法在这些人身上落实到一种确实的视点认同。从而令这些角色更多地成为电影中的符号：白修德将照片带至上层，成为一个惊叹号，小牧师安满西面向牧师发出了关于上帝的疑问，他是一个问号，老马的人生抉择则符合面对极致灾难的民族心态：好死不如赖活。他是一个悲哀的省略号。从任何一个人的视点展开，都是一部新的电影。但是这些视角混杂在一起，同样削弱了人物的表现力。

　　《一九四二》的脸，是一张悲情的脸，却时不时要努出笑，这笑容是尴尬和卑微的，是李培基和委员长共进早餐时，带着恭维的笑，是星星拿着卖身的小米给父亲时努出的那个笑，是老马面对屈辱和死亡威胁的假装笑，是老东家面对不断失去苍凉无助的笑。另外，笑的同时，还有一些意图黑色幽默的段子。这些曾经非常风格化的冯氏笔墨，对这部电影却未有所增益。

　　比起在《唐山大地震》中生离死别的用力着墨，《一九四二》表现得略为克制。局部温和的表达更入心，结尾孤身一人的老东家遇见一个同样无亲无依的小女孩，对她说，你叫我声爷爷，我们就算认识了。他牵起小女孩的手，慢慢走远。这种节制的表达比起鬻儿卖女的悲怆更令人伤感。

　　电影对苦难的悲惨有降调处理，到“人吃狗”止，略去或淡化了最残酷的“人吃人”的表现。灾民们贫瘠的餐桌甚少呈现，颇具讽刺的是，官员们的几次丰盛的宴席，包括委员长的早餐却成为电影着意表现的内容。

　　《一九四二》作为一部反映真实苦难史的影片，需要寻找寻情感出口，也需要一个有力度的问号或者叹号来抚慰或解释故事中所有芸芸众生的悲苦离合。在《一九四二》中，我没有确切地看到这疑问，电影中的小牧师发出了质问，但却只指向了宗教质疑。因此也没有找到情感共鸣的落点。从影片中隐约看到一些疑问的轮廓，但却晦涩难辨。是的，那个时代世界上每天都发生着重要的事情：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战、丘吉尔感冒……如果这些所谓的大事真的比一个普通百姓看着自己家人活活饿死更为值得重视的话，我们对世界的敬畏感何处安放？

　　这不是一部叙事很成功的影片，但影片承载的内容为历史的曾经和追溯提供了值得思索的起点。作为一个导演，冯小刚已努力以影像将民族苦难残存的私人记忆投放到当下的共鸣体中，我们有着为饥饿逃难、甚至无法逃难的历史，影像表达才刚刚开始。崔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