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峪(编剧)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的哪一年？”这是电影《一九四二》片尾曾有的一句画外音，现在不见了。还有一句是国民党贪腐军需官董家耀被枪毙的现场，河南省政府官员责问洛阳市政府官员观众不够多：“宣传效果达不到，是政治事故。”

　　删掉的这两句基本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地图，一幅仿佛麦哲伦大航海发现哪里是暗礁、哪里是可登陆的新世界的地图，即关于重大题材，中国电影到底能拍到什么程度？

　　《温故一九四二》是一篇非常短小的中篇小说，刘震云成稿之后的剧本至少是原小说的三倍长，而直接从原小说里挪用的情节、台词加起来还不到两页纸，这个改编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而最大的难度还不在这里，在中国，我们知道，创作和制作要紧密衔接，尤其是创作像《一九四二》这样直接挑起疼痛神经的、充满复杂政治和民族问题的电影，要跨过一道多么巨大的深渊。

　　《一九四二》获得拍摄许可证的前提是：第一，拍摄时要把握住1942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第二，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第四，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的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减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拍摄。

　　没有谁比冯小刚更适合这个挑战，他天然地对可怜又可恨的中国人“丑陋”一面的认识，他经过《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历练后对大场面大格局的把握，他以往全部电影积累起来的观众认知度和信任感，以及他与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长达十八年的缘分，这些都是《一九四二》必须也只能是这个样子的原因。

　　当我们就《一九四二》本身所示的内容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发现它完全做到了准确。这是一部老老实实的电影，它老老实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各阶层角色的生命面貌、立场和态度，我无法想象如果影片用“更现代”的手法回顾历史(比如带着创作者的侦探意图，附身于扭曲的人物身上独白两句“噩梦”？)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恰恰是冯小刚的“笨”，他的“没有态度”对得起这样一个题材——只提出问题，不试图僭越历史和他人来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只需要记住。

　　而当我们探头看向幕布另一侧、看向它背后所调动的一切资源、看向后台错综复杂的局势与所有参与人员“赌博式”的奔忙时，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九四二》已经在一条可能的探索之路上走到最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