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康夫 　一群爱笑的观众

　　2013年2月25日，《悲惨世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最佳化装奖。三天后，裹挟着奥斯卡两项大奖的余威，《悲》片在中国上映。

　　首映当天，通过网络订票的张欢感到诧异，该片在距离他家比较近的柯达超级电影世界排片一天三场，两场在白天，一场在晚上。那天是周四，晚上那场是10点开始，恰好不是午夜场的半价，张欢坚决地订了十点的场次，因为在豆瓣电影上和时光网上这部电影的评分都是8.6分，加上网友的评价使他非常愿意去电影院体验这部音乐剧电影。

　　234人的小厅上座率达到了一半，热爱文艺的张欢坐在角落里，开头犯人和贫困巴黎市民低沉的呻吟让他心中感到一阵搐动，而芳汀被欺辱时张欢摘下眼镜调整情绪。这时发生了让他吃惊的事情，竟然有人开始退场，而且不只一两个人。最令张欢不解的是这部电影竟然发生了笑场。是的，在这部从头悲到底的悲剧放映中大家笑场了，女工们联手歇斯底里地冤枉芳汀时大家笑了，妓女们画得怪模怪样时大家笑了，还有苦瓜脸的沙威每一次张嘴唱……到最后珂赛特的养父母使劲逗笑时反而没什么人笑了，可能因为爱笑场的观众们走得差不多了。

　　作为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为什么在中国内地会引起笑场？按照电影是商品，顾客是上帝的铁律下，顾客是绝对不需要对商品负责的。只是为什么《悲惨世界》让部分中国人笑场呢？

　　理由是，中国内地观众不喜欢悲剧，更喜欢喜剧。查看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历史排行便能得知：好莱坞影片前三是《阿凡达》《变形金刚3》《泰坦尼克号3D》，国产电影前三位是《人再囧途之泰囧》《西游降魔篇》《十二生肖》。好莱坞电影全是视觉奇观系，国产电影全是喜剧，魔幻喜剧，动作喜剧。内地人是多么需要喜剧，刘震云说：一个把瞎话当日子过的民族是幽默的。《西游》因为人们期待喜剧之王回归是个例外。其他两部的指向异常明晰——不费脑子，减压，笑点贯穿全篇，最后来那么一点价值回归的小感动。内地观众太苦逼太需要减压了，花钱到了电影院哪愿意看你哭哭啼啼给自己添堵，他们需要笑需要找乐子，像某位相声演员说的，两三个小时从头乐到尾，花这钱值了。那些观众的态度也许是：芳汀哭的样子很夸张，嘴巴张得那么大，头发也没有了，所以很好笑。

　　思想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吗？

　　张欢出电影院时听到一位姑娘愤愤不平地说：“太假了，那个冉阿让都当市长了，怎么会怕一个小警察。”。于是他想起电影放映时沙威在法律公正的信仰大厦倾覆时无法接受，跳下高高的水闸，旁边的观众小声嘟囔着三字评价“神经病”。不管是因为文化隔阂还是歌剧的陌生感，观众们真不是要故意笑场，真是无法了解他们悲惨的源头，或者为什么要那么悲惨，他们振振有辞地说：如果你要看悲剧，不如去看微博。电影的悲剧和现实的悲剧相比可以说全部都是喜剧。他们错了吗？《王的盛宴》中刘邦开始就呻吟着噩梦——噩梦，于是陆川做了场真正的噩梦；《一九四二》一群胖子逐个饿死，于是冯导谋划新片预算极大地缩水，中国市场的主导者是中国观众，这是一群神秘的观众，他们富有、冷漠，势力巨大到好莱坞也要给他们几分面子。的确，电影是应该由观众决定的，不管你是雨果还是汤姆·霍伯，对艺术顶礼膜拜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大师在中国成为一个含糊其辞的称谓，时常带有戏谑的成分。没有人可以指责那些笑场的观众，上世纪三十年代米高梅公司的制片主任伊文·撒尔伯格说：电影没有赋予观众品味、方式、观点和道德；它只是反映观众已经拥有的……人们在电影中看到自己通常的想法和影子。如果这种反映太低或者高于他们自己的水准，他们就会拒绝……电影将严格地束缚在大部分观众的精神和道德水准上。

　　张欢在事后发微博指责那些笑场的观众，他的指责立刻得到了响应，很多人开始指责内地电影观众素质低下，国产电影很难有大的进步。另一些人立刻反唇相讥，他们说国产电影也有让人流泪的，比如《泰囧》。的确，《泰囧》在爆笑之余给了观众几个泪点，观众们非常买账地配合了。为《泰囧》流泪，为《悲惨世界》笑场，两者结合后，电影用真善美为大众服务的金科玉律成了悖论，这个悖论是中国观众造成的，再也无法用简单的文化差异来搪塞了。

　　《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第三期文章《一个电影观众背后的消费社会》客观详实地分析了《泰囧》的观众代表——冯程程，一个北京的未婚大龄女青年，电影成为她周末十几个小时闲暇时间的配额之一，冯程程以团购形式看电影，因为她的月收入只有6000元，这个数字意味着她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花钱必须小心谨慎，《泰囧》让她足足笑够2小时。而最后徐铮放弃授权帮王宝强实现自我价值一幕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随后徐铮回归家庭符合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男人不管在外面怎样，只要回家就证明他不坏。观众在看到这些情节时立刻产生了共鸣，一些情感丰富的开始鼻子发酸。这是件多么小的事情啊，但是却和自己有关系。这一点犹如白驹过隙的思考已经让中国观众感到了满足，补充了他们对于电影思想性的追求，就像最早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不管前面多闹，多荒诞，最后葛优那句“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立刻让观众肃然起敬，并把这句话传播成为流行语。由此看来，这确实不是中国观众的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富足到去法国巴黎感受大教堂的震撼，他们也没有闲暇去研究法国近代革命的悲壮和意义，很多人还没有妥善地解决衣食住行和情感的茫然，以及漂泊在异乡的无归属感。在中国现阶段，只有贫穷是最可怕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贫穷是一种罪恶，而赤贫是罪中之罪。中国畏惧贫穷，忘却贫穷，甚至希望报复贫穷，所以当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反思贫穷的阵痛时，和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后记

　　中国观众并不是傻子，他们会让多数投机者尝到苦头，当一个个投资者拿着钞票企图复制新的《泰囧》神话时，观众会笑着指出：其实王宝强就是一个类型化的丑角，徐铮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跟风者，黄渤迟早会为他夸张的表演贴上没有内涵的标签。也许在2013年，或者2014年，观众前进的脚步会让那些肤浅的电影投机分子陷入比冉阿让还要悲惨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