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决定在三八节这天去看霍建起的电影《萧红》时，我就知道这注定是场孤独的观看。果不其然，整个放映厅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落寞与冷清的观影场面倒是与萧红一生的心理现实很搭调。

　　跟随霍建起舒缓而诗意的镜头，萧红短暂而辛酸的一生呈现在我面前：逃离家庭，逃脱包办婚姻，到北京念书却因没有经济来源而穷愁潦倒，难以为继；跟未婚夫同居不久即遭遗弃；与萧军结合又因萧军的移情而离开；嫁给端木蕻良做妻子，却发现这也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战时辗转到达香港，又在战火中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年仅31岁。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红颜薄命。

　　这无疑是一个有特点、有故事的女作家。为了还原这样一个极富个性的女作家的面貌，看得出来霍建起在史料的查寻上花了气力与功夫：一些很小的历史场景他都认真地还原着——《国际协报》接到萧红求助信时的反应，萧军与萧红的初次见面，欧罗巴旅馆里的白床单，萧红的临终遗愿……这些细节经由不同当事人的回忆，零星、细碎，却都被霍建起捕捉到了。

　　但是，当我们想从这样堪称精确的历史细节中去体悟、捕捉萧红的精神存在的时候，等待我们的是一种遗憾。电影《萧红》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缺少一个贯穿始终的表述萧红的精神主线，以至于常常自相矛盾，逻辑杂乱：电影的开头，萧红就在回忆中强调：“父亲把他的强硬传给了我。”可这“强硬”却在不断地弱化：对汪恩甲的妥协、对萧军的迁就、对端木蕼良的纵容……“我要上学！”的宣告还在回响，却中止学业跟汪恩甲回到了哈尔滨；一面宣称“什么都不能阻止我的写作，无论贫困、战争还是死亡……”一面却匆匆中止了《马伯乐》的连载。

　　萧红的一生本就蕴含着歧义、矛盾与迷惘，而电影偏偏想要把她塑造成线条单纯的文艺“娜拉”——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坚持写作，时不时再添加些“床戏”、“激吻”的镜头，这文艺范儿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要回到真实的萧红，就不如回到朴素的、孤独的、迷惘的萧红——作为女性的萧红。她曾不止一次地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在于我是一个女人。”她一次次试图逃离并超越女性性别带来的生存困扰，却一次次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她不是父亲眼中的好女儿，也不是丈夫眼中的好妻子，她更是在母亲角色上选择了奇特的沉默。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她的选择：与萧军的分手，与端木蕻良的结合，舍延安而赴香港……萧红无疑是孤独的。她同时又是脆弱的，本能地在男人那里寻找着支撑，却一再失败。而写作，回归内心的写作，就成了她完成自我救赎的唯一方式。她的文字看起来从容、舒缓、漫不经心，但平静的背后包裹着大悲痛、大哀伤、大无奈。

　　电影《萧红》给我的最直观感受是：每一个镜头中的细节，每一个细节中的萧红似乎都是真切的，但连缀起来却不是一个完整、丰满的萧红。这让我不由想起了《时时刻刻》。同样是关于女作家的传记电影，《时时刻刻》更注重弗吉尼亚·伍尔芙精神世界的探寻与表达，所以当电影结束，伍尔芙的生命历程会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但她的精神质地却清晰饱满：敏感、脆弱、优雅、有些神经质，阴郁又夹杂着明亮，单纯而包裹着繁复——伍尔芙就这样在电影中鲜明地站立着。更重要的是，影片的独特处理方式向我们暗示，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在一个世纪的跨度里不断呼唤和寻求应答。

　　影片《萧红》的最后，那段诗意的话外音继续勾勒着萧红：童年、少年、青年，一生漂泊、孤独，寻找归宿而不得，最终客死他乡——这部电影在最后似乎终于触摸到了萧红的某些精神本质，但导演那略显老实而老套的电影叙事手法，却无法向观众提供更有力量的精神指向，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那么点诗意，也注定是苍白的。

　　在萧红诞辰100周年的时刻，电影《萧红》讲述的这个“萧红”实在不能让人满意。萧红的好友丁玲曾经在那篇著名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中写道：“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在我看来，这评价的精当和其间的气度正可作为传记电影《萧红》的一面镜子。

　　(作者系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