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海报

　　赛人/文

　　张艺谋的导演作品，可说是无一幸免地，要与公理和婆理分别会晤。严重时，口诛笔伐也会挤个水泄不通。最新的《归来》也概莫能外。单说观影环境，便有人哭，有人笑。走出影院，面色沉重者有之，一脸迷惘者有之。诉诸笔端，或弹或赞，均不在少数。对于张艺谋的电影过往，这就是一场习惯成自然的反刍。倘若说张艺谋的电影有够包容，也说地过去。譬如《归来》，有人不满于戏剧冲突的削弱，有人会迁怒于人物前史的苍白。当然，也有人会感动这对老夫妇相逢去不识之后的执子之手，还会有人深究“焉识”与“归来”之间会有怎样的因果关系。《归来》在此变地像一件容器，最近这件容器多了些液体。它的流态仅仅是在验证《归来》的种种不纯，种种企图。这便是2014年6月3日发表在《党建网》一篇雄文，《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作者是《亚洲新闻周刊》的主笔刘浩锋，网上对他的身份定义是是思想家、艺术家和记者。

　　文章一开始的四千来字，只字未提《归来》。只说了前苏联电影大师阿布拉泽(现属格鲁吉亚)的名片《悔悟》与前苏联解体所形成的必然关系。原话是：“《悔悟》因为卓越解构苏共社会主义价值有功而获得西方1987年颁给的第40届戛纳电影节三项奖：评委会特别大奖、国际评论奖和联合教会评委会奖。正是这种只有片面反思历史而缺乏价值建树的影片，苏联社会的思想被误导，苏共的民众心理基础开始逆转。果真没出几年，苏共就亡党亡国了。”

　　这实在是有些抬举《悔悟》，这部观影极有门槛，受众相当廖廖的，极富先锋色彩和社会心理学的影片。若说明白晓畅的《白毛女》能给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军民，激发出反抗阶级压迫的斗志来，相信这出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歌剧及其它艺术样式能有这样一个功效。而在艺术手段极具创新性的《悔悟》是如何让“苏共的民众心理基础开始逆转”，不由让人一头雾水。前苏联解体前后有多少人去看这部与受众审美产生极大差异的影片，实在是个未知数。

　　且无论《悔悟》在反思历史的美学立场与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如何相悖，前苏联决不会因一部艺术上过于自主的影片，在西方世界获得一定的认可，而导致最终的解体。前苏联作为曾经最大的，且具风向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所以会瓦解，其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原因种种，在此不一一赘述。也就像“阿芙乐号”战舰攻击冬宫的一声炮响，跟高尔基的名著《母亲》产生不了必然的连锁反应，即使列宁称这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沙俄政府的倒台与苏维埃的新生，显然是与更广阔的社会矛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再说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死对头美国，在那儿居住着相当数量的具反美倾向的电影艺术家。如库布里克、马丁斯科塞斯、奥立弗斯通、大卫林奇等。像《午夜牛郎》、《飞越疯人院》、《野战排》等典型将美国梦撕地粉碎的影片，都在奥斯卡的竞技场上获得加冕，并由此相应地拥有广泛受众。也就是这些优秀的反美影片，也没有让美国政治、经济乃至其官方意识形态得到瓦解，哪怕是根本性的动摇。

　　说到底，文艺作品不是宣言书，不是战斗檄文，也不是政治纲领。它付诸的是情绪、情感、呈现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美。即使思想有所流露的话，也非辖治性的、压倒性的。一部文艺作品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催生或终结某一个时代。优秀的文艺作品，是只提出疑问，而不公布答案的，它所谋求的只是个人化的思索，以及为此带来具可能性的交流。诚然，文艺作品可以具备载道的功能，却不应肩负传道的使命。刘浩锋的这篇文章，从《悔悟》牵涉到《归来》，毫不顾及文艺作品的艺术品格，一厢情愿地夸大文艺作品的社会属性，完全是副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在作祟。他在提及《归来》公映，言之凿凿地称其为“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不知《归来》的创作团队是否受到西方某敌对势力的授意，又或者会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会将《归来》的上映作为某种政治信号而鼓与呼。众所周知，《归来》在西方的重大电影节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礼遇，最大的也只是在2014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有过展映。看来，西方的某些右倾分子辜负了刘先生的一番良苦用心，他的假想敌们一个个的都没有赏脸，刘先生是要将小人与君子之腹都要分头去度一度。在此，只能道一声辛苦了。

　　至于刘先生慧眼所见的西方文化战略的精致布署，也充斥着他的个人趣味。他将张艺谋创作团队的精英化，视为某种“恶毒影响力”的强势扩张，而不去考量陶经、赵小丁等人长期与张艺谋结成创作联盟，而邹静之[微博]、严歌苓、巩俐与张艺谋合作多次。这种再司空见惯不过的创作方式，在刘先生却能兴味盎然地开动脑筋，由表及里的读出这是一个强大的西方势力在扶植的结果。原文是：《归来》的投资、策划与录制、传播，背后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势力在扶植。不知刘先生何以得出这样的高论，我很怀疑刘先生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了一场意念式的革命，既燃烧了他自己，还希望靠此能照亮他人。需要提醒刘先生的是，张艺谋在《一个都不能少》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之后，直到今天，再也没有一部作品在欧美的重大电影节上获得实质性的首肯。也就是说，张艺谋已有十五年，没有赢得西方文化艺术界的青睐。倘若别有用心的西方势力选中一个曾一度熟练掌握电影点金术的中国电影人，其用意又何在呢？

　　回到《归来》本身，刘先生的说辞更是让人费解，他的单相思再度发作。刘先生认为“《归来》通过描述局部的个体悲剧，并进而艺术化扩大，从而误导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弃船心理。”他对我们民众心理之烂熟，着实令人佩服。早在那场浩劫结束之时，我们就出现了《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周恩来》等大批反映文革的电影。老实说，这些影片在描述那场史无前例带给我党、我军、以及全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时，都要比《归来》更直接、更尖锐、也更激烈。但我们的民众仍然以他们的意志品格留在这片热土上，并对它给予希望。而“弃船”之人，究竟是民众更多，还是另一些不齿之人，不耻之徒更众，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文章中反复提及的是《归来》在以偏概全，《归来》这对老夫妇在文革中的遭遇是特例吗？即使他们的纵使相逢应不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一定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指向吗？。在我看来，《归来》只是张艺谋和他们那一代人对那个特殊时期的不思量，自难忘。同时，也寄托了一定的，冀望悲剧不会重来的情结。这里，特别想请教刘先生一句：那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能从形式到内容、从立场到主旨都面面俱到了。这样看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将走不出以偏概全的怪圈。文艺作品大多时候，只能也必须走见微知著的路子，这与刘先生所论及的解构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文革，刘先生还认为，《归来》的“剧情缺乏辩证的思维去认知那个特殊年代的合理性，也无需因为它的历史局限性而向西方献媚讨好。”该如何辨证呢？文革中对这代人的伤害，需要从他们自身找到内因吗？还要让他们在灾难过后，继续狠斗私字一闪念吗？实在想不出一个更绝更妙的辨证法，去为这场运动涂脂抹粉，去否定我党拔乱反正之后所带来的伟大成就。

　　说到底，刘先生的这篇大作，是一种文革遗风的归来，还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的心态在复萌。这种胡扣帽子、瞎抓辫子、乱使棍子的文风真是久违了，它生生地把我们拖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个所谓的火红年代。回想文革中，即使像《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这样明显又红又专的电影都受到了莫须有的批判。说穿了，在那个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它的目的，是想让所有人变成一种人。而真正的文艺作品，是要把人区分开来，这是文艺作品的重要价值之一，否定和无视这种价值，文艺作品的美学将不复存在。好在，文革式大一统的文艺理论伴随着那个忧患深重的年代的终结，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刘先生这篇文章的出现，其最大功用，就是给我们来了一次猝不及防的穿越，在那字里行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由标语、口号、大字报、高音喇叭合成的年代。这和《归来》这部影片倒有一种奇特的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