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圆形画幅给观众冷静视角

2016年11月22日 12:02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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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引发了众多争议。然而,新的尝试总是振奋人心的,谁又知道这颗石子会激起怎样的波痕?

《我不是潘金莲》的圆形画幅 《我不是潘金莲》的圆形画幅

  从表现手段上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不能算是一部纯粹而又工整的荒诞喜剧,它里面夹杂了太多非荒诞性的元素,加之其中诗意的抒情性反而把观众引向矛盾的体验中,让影片引发了众多争议。然而,新的尝试总是振奋人心的,谁又知道这颗石子会激起怎样的波痕?

  《我不是潘金莲》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两部片子几乎在中国内地的同一时期上映,两位导演都在技术和视觉上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虽说圆形画幅在世界电影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但不管怎样,冯小刚[微博]导演仍旧在中国电影的土壤里埋下了新的种子。两部大胆创新的电影也让我们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关于电影,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之所以想要拿出《比利·林恩》来比较,并不只是因为技术的革新。电影工业固然要依靠技术的支撑,但优秀的导演总会把技术用在“点”上。《我不是潘金莲》和《比利·林恩》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技术,恰好为观众带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影视角。不同于《比利·林恩》浸入式的观影体会,《我不是潘金莲》采用的圆形画幅恰好把观众置于一种隔岸观火的“窥探”地位。这种隔岸观火的心情,就像古时的人们在戏台下看戏子们唱戏一样。观众在这里既是看客,又是判官,电影里的人物,也比往常更像故事中的人物。这和导演在电影中不断加入旁白营造间离感在本质上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技术本身就传达出了使用者的意图,优秀的导演会驾驭技术,将技术完美地贴合在故事的肉体之上,塑造出不一样的影片气质。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冯小刚和李安都是会驾驭技术的导演。李安的故事是从比利的视角展开,需要的就是观众感同身受的“浸入”,而冯小刚的故事内核是一出荒诞剧,需要的就是抽离,一种理性和冷静。圆形画幅的意义并不只是带给我们画面构图的诗意美,更无时无刻地把观众置于这“看客”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观众是注定不能在情感上理解李雪莲的,视觉上的变化带来了视角的转变,视角的转变把我们逼到冷酷无情的境地,这种冷酷和冷静让我们看着人物的痛苦发笑(当然这是和故事情节相辅相成的),荒诞之感也油然而生。

  这大概也是影片的一些片段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的原因。李雪莲,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完美地展现了她作为一个“法盲”的执着。其实她所求的就是两个字:“情”和“理”。只不过这个“理”,不是法理,而是她心中的道理。这放在现代的法制社会,很容易就会演变成蛮不讲理。毕竟法官、当地官员所生活的世界,不是李雪莲的“情理”世界。然而影片并不只是想讲这个妇人的执着和“情理”,她就像一颗蛮不讲理的石子被投入潭水之中,让隐藏在潭水之下的“怪力乱神”以各种荒诞的方式浮出水面。用“蛮不讲理”引出这个社会真正的阴暗面,引出一个逻辑看似正常,其实却处处充斥着虚伪、冷漠的“官”的世界,才是这个故事荒诞感的核心来源。

  但是,一些展现李雪莲细腻内心世界的镜头和表演,也在不断地提醒观众,李雪莲是值得同情的、是悲苦的。但这些抒情的甚至有些悲凉的信息,掺杂在荒诞的情节和产生间离感的画框之中,让观众不免会感到一丝困惑。因为视角的转换让我们不自觉地被置于一个冷酷无情的地位,在这种涵义下,观众对角色的态度更倾向于“一视同仁”——我们在情感上,是不和这些人物站在一起的。于是在这个时候冒出的抒情镜头,就难以让观众感同身受。

  所以从表现手段上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不能算是一部纯粹而又工整的荒诞喜剧,它里面夹杂了太多非荒诞性的元素,其中诗意的抒情性反而把观众引向矛盾的体验中,让影片引发了众多争议。然而,新的尝试总是振奋人心的,谁又知道这颗石子会激起怎样的波痕?

  □曲冒冒(南京大学电影学硕士)

(责编: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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