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是一些人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神化对象，因为他身上具有革命者、梦想家、圣徒、艺术家和受难英雄相混合的复杂气质。什么“尘世基督”，“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什么“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蚀的人”(萨特语)---在许多人的眼中，格瓦拉再不是那个瘦骨嶙峋的哮喘病人了，他成了革命、青春、激情、力量、梦想和乌托邦的代名词。

　　张广天等人策划的《切-格瓦拉》(以下简称《切》)一剧就是这方面的拙劣代表。我读过剧本，但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那个自称“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的格瓦拉，有的只是阔大的理想，空洞的激情，虚假的口号，集体话语的恶劣翻版，以及被浪漫化了的暴力和革命美学，中间还夹杂着商业时代的矫情……打着革命的名义，贩卖的却是庸俗艺术家的疯狂想象，还有根深蒂固的左派思想……这就是《切》剧的全部贡献。

　　它的成功，走的是惯常的虏获大众的话语道路：通过诗化革命旅程，来掩饰和抹杀革命的血腥与残酷；通过树立人格神，来取消普通人生存中的个人细节，并禁止他们为自己的私人生活喜怒哀乐；通过出示富人和穷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人民和敌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在每个人心中开辟一个革命和乌托邦的战场，进而激起他们的革命义愤和革命眼泪……它所遵循的逻辑是这样的：成功，是因为革命取得了胜利；失败，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关于这一点，张广天在给一位清华博士的信中教导我们说：“我相信，时代的事实会教育越来越多的劳动子弟回到本阶级的立场上来，而且擦干革命先辈的血迹、接过他们的枪，重新奔赴战场。”说得多么慷慨激昂！可是，张先生的语气、用词和判断，我们又是多么的熟悉，在那些有着惨痛经验的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类似的“革命誓言”我们听得还少吗？什么“劳动子弟”、“本阶级的立场”、“革命先辈”、“奔赴战场”……这些空洞、煽情的大词，当张广天以“革命”的名义说出来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它们并非第一次被使用，而是在反复的使用过程中已经沾满了鲜血、仇恨和耻辱。这些历史积尘还未经过必要的清理以前，张广天以为自己口中只要念着这些大词，就能轻易地接上那条左派的革命血管，想得也太过简单了。

　　持这种简单思维的人并不在少数。《切》剧主创人员的得意之处也在于此：《切》剧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而它受欢迎的原因是，重现了那场以切为中心的神圣“革命”。---够了，这种人民和革命互证的游戏，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我要继续追问的是：整个二十世纪，人类以人民和革命的名义所干的蠢事还少吗？可惜，《切》剧充斥着革命的宏大主题，却难以看到与之相伴的血腥段落，于是，暴力美学在容易激动的人群中崛起并肆虐。一方面，他们漠视历史中曾经有的苦难，另一方面，支配他们前进的动力依然是乌托邦和集体主义。---与之相对的是，个人权利匮乏，公民意识淡薄，宽容和温和的政治作风被彻底遗忘，民主、法治和人性的基本观念得不到实践……三十多年前，切-格瓦拉为革命光荣地死了，我想，他的死，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不死。鲁迅先生说得好，“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生的”，从这个角度说，一个人与其为那个宏大而空洞的目标而死，还不如为争取属于他自己的微小的公民权利而生，因为许多人的伟大的死，有时反而会使一个社会变得冷酷而专制(一些人的死，成了另一些人冷酷和专制的资本)，而许许多多人普通的、坚韧的生，却有可能构筑起一个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最坚固的人性基础。

　　因此，我虽然认为《切》剧是一部有毒的垃圾，但我还是从这个反面教材中得到了启发：所有的人都必须学习过一种没有格瓦拉的生活，一种不革命也不是不革命的生活。格瓦拉为这种生活提供了最后的证据---他那死后被玻利维亚政府军砍下、现供奉于哈瓦那广场的双手，坚定地证明：无论是革命的一方还是反对革命的一方，他们的双手都有血迹。让这种血红色生活离我们远去，让口号式的“切！”从我们口中消失，让每个人都能用平常的、人性的声音这样称呼他：“切。”这或许是格瓦拉最后的价值。(南方都市报/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