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张大民，楼上楼下忙着装修《美丽的家》，东北的赵本山，一趟接一趟往胖女人那儿搬运着廉价玫瑰花，2001年岁初的影坛，一眼望去，几乎成了渴望幸福的各式小人物的天下。但贺岁的吵闹声渐渐稀疏后，仔细打量才发觉，独领风骚的所谓小人物的银幕行迹和穿街走巷贩盗版贺岁片的一样可疑。

　　混上了居委会主任的张大民跟串胡同那会儿似的犯贫似乎就没什么道理了，眼看着已经出息了的张主任可着小区吆五喝六，有谁还敢把他再当“小人物”看呢？听听人家在亡父遗照前是怎么说的，“我们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大伙正咬着牙往前奔呢”。这几乎就是成功人士的名言警句，听上去志得意满，已看不出什么小人物的苦涩了。

　　《幸福时光》的剧本为小人物的塑造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骨架。它隐隐地透出创作者关于“小人物”的理解--那是一些迷恋平常生活的男男女女，因为平常的生活可以最大限度掩盖他们面对艰难时的无助与无奈。一旦生命的常态被打断，小人物的本色人生就真正开始了。而他们的命运改变通常也只能寄望于一种偶然。和别人一样，小人物也有梦想，甚至生活中的许多黑暗都要靠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梦想点亮。区别仅在于，他们的梦想是最易碎的，并且无可挽回。基于此，当“幸福时光”小屋两次遭意外拆迁，忽然响起的吊车轰鸣声才显得那么慑人心魄。

　　遗憾的是，习惯于舞台小品的赵本山表演上已经把自己浸在浓郁的市井气里而不能自拔了。他身上的卑微是流氓无产者或者小市民的卑微，与小人物的真正苦涩相去太远。导演也似乎迷恋于赵本山的那即兴表演所制造的“鲜活”，而无视甚至放弃了必要的电影剪辑点，让剧本原有的力度在演员的喋喋不休中耗散得无影无踪了。

　　在今天的影坛，真实可信的小人物形象的匮乏，如同我们的电影人匮乏于一种真正的平民立场和对弱小者的感同身受，特别是一颗悲悯之心。(文／邵延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