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晚8：00，一年一度流行乐坛盛事，“新千年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在北京世纪大剧院举行。在这个群星闪耀的辉煌之夜，30岁“校园歌手”卢庚戌的铩羽而归是件没什么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在此前人们热衷讨论是周迅的人气更讨巧还是斯琴格日乐的“外形和唱功”更有胜算的氛围中，“卢庚戌也被提名本届‘神州音乐最佳新人’？”在一些人看来，这个提名比这个结果更奇怪。

　　2000年的中国流行乐坛，卢庚戌是个异数。名不上口，貌不好看，曾被人断言“就不是唱歌的人”，顽强了6年，最后，终于等到了识者却已经没有了年轻。他的专辑据说在学生中卖得不错，也拿过各种排行榜奖项若干，但是似乎注定与“大红大紫”无关，他的专辑封套上写“一个理想主义者给你，一张用音乐记录诠释生命的日记，一张新千年最具人文精神的唱片”，相对于眼前这个狂欢年代，语感何其“另类”。

　　但是，他就这样唱着。而今天的乐坛，居然也有人会看好他并不遗余力地推着。音乐的背后，有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

　　现在这个年代，坚持有意义吗？

　　一种“70年代人”现象

　　记者：有人说，卢庚戌能获榜中榜提名，算一种市场和社会对他音乐的肯定。

　　金兆钧：其实也不算.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就像媒介，等到最后八卦新闻炒得太贫了，老百姓、读者也不干了，觉得你还是得给我一些严肃一点儿的东西。音乐也一样。流行歌曲的写法也是这样，你要老是那曲高和寡，绝对这个市场轰不起来，你要全是《常回家看看》吧，有一帮听歌的也急，怎么都这玩意儿，要么磨磨叽叽，要么都是那种郎当调。

　　记者：而对于他那种态度，有人不喜欢，觉得现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还有人举“理想主义”作旗是不是不聪明，有人怀疑这其中的真诚度到底有多高。

　　金兆钧：我跟卢庚戌的制作人聊过，他说，我就是想做一点儿更人化的东西，看中的就是他的精神，这里边有一个他折射的这种精神现在还要不要的问题。

　　卢庚戌实际是跟高晓松他们同一个时候在学校里唱歌的，唯一不同的是那拨儿人现在都功成名就了，有的是老板了，高晓松更甭提，已经是新闻媒体的热门人物了，而卢庚戌没搭上这班车，可是他现在还要唱，非要唱歌不可，别的什么也不干。你看这些玩儿校园民谣的，几乎都是学理工出来的，学文的极少。他们对这种“精神家园”的需求更强烈。

　　现在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新世纪到了，中国举国上下进入一种现代化狂欢，经济上狂欢，文化上的狂欢。比如近两年来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以干文化事业而著名的导演、作家们都有点儿迫不及待地想加入明星化的行列，张艺谋如此、孟欣如此、余秋雨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另外一种焦虑，一种焦躁：到底我还需要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卢庚戌这种东西在青年学生里还能有反响，其实关键就是在一种日益浮躁的状态下，他表现了一种自我的寻找。假如还有人能听，就证明人总还是还有在寻找的那部分。而这个东西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欲望和娱乐这两个词来表达。因为这种探索过程，我觉得卢庚戌还是属于一种70年代人现象。

　　注定不会大红大紫

　　记者：那么你看好卢庚戌吗？

　　-金兆钧：从主观上来说我比较赞同唱片公司做这件事。但是唱片我不看好，卢庚戌我不认为他讨好。现在不是1994年校园民谣那时代，要是那会儿出来顺理成章，社会正等这玩意儿呢，所以高晓松能一红透顶，老狼他们一下子起来，就好比艾敬能在那时候能够意识到写了一首《我的1997》一样，这都是得时代先机和得大背景的支持。那么现在做，我们都很坦白地讲过，不认为他们会很成功。

　　记者：可是好像唱片销量还不错。

　　金兆钧：但我仍然不看好，因为他没大红大紫，而大红大紫是市场成功的标志。就跟小燕子一样，你没有办法，你不管她代表了什么，赢得市场的东西永远是主流的。只是我们对主流如何看，是我制造了主流，还是我顺从了主流。

　　记者：那么做卢庚戌的人是想制造一个主流？

　　金兆钧：我听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想做个开始，所以我比较欣赏他这精神。因为事儿是人做的，我也坚信一点，市场是人开拓的，有些缓慢的历史进步，我认为人为在里边努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今天你要问卢庚戌他会不会大红大紫，我还会断言他很难大红大紫。

　　文化是有危险的

　　记者：但他会有进步的意义？

　　-金兆钧：一个是他本人会进步，再有一个很可能更重要的是，有这么个例子，我想会鼓励很多人，知道应该踏踏实实很认真地很本真的东西。应当说一直流行音乐界就在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往往一会儿这样，一段时间内占压倒地位的潮流是“大家跟着俗走”，一段时间大家又都认为创新是好的，大家都会努力创新，当然这个创新是形式。

　　而一段时间这个社会需要虚情假意，需要泡沫那种东西。2000年是最典型的，从王朔开骂、名人事故，一直到流行音乐界的所谓毛宁事件，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做所有跟任何真正的东西无关的东西。你谈王朔干吗？谈他写的东西好不好；你炒余秋雨干吗？你看他今后的文章到底写得漂亮不漂亮。还有人去评他的东西吗？我基本没有看到有人去好好评论他的《千禧之旅》写得怎么样，我没有看到人评价王朔那些东西本身作为一个杂文也好、评论也好写得怎么样，我没有看到对张艺谋至今的艺术上的分析怎么样，都看到的是炒这些事件。在这么一种浮躁的气氛下，应该说毫无疑问，我确实是态度鲜明，我认为文化是有危险的，一种大家认为时髦的东西很可能会给这个民族它的文化带来一种甚至5年8年你都扭不过来的误区。就像小燕子引来的狂欢似的，今天你看看那些烂电视剧？这种文化证明彻头彻尾的是劣等餐巾纸文化，它是那种泡沫饭盒。现在我们都要求用纸饭盒了，他还要用泡沫饭盒，你哪怕改成纸饭盒的快餐呢？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现在有些能坚持做到底的人，能坚持做的人是可贵的。比如有几个公司，都在努力适应市场，但它做出来的事儿都不大“市场”。比如麦田赔着钱做出一个朴树，我觉得这是对的。他们都比较成熟，捞点市场便宜呀，他们都比较熟练了，会比较快的。但他们似乎又都没那么去做，那就证明，大家都认为要去重新塑造点儿东西。

　　校园文化有它相对的特性

　　金兆钧：当然这个重新塑造的东西，我认为不变的是所谓对艺术的基本要求不会变，还有它艺术的内容在里边比较真。我倒关心一点，如果他说卢庚戌是一个还坚持带有校园色彩的歌手的话，那要看现在的学生认不认，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校园内了。

　　记者：对呀，我就特别奇怪，一个30岁的人包装成校园歌手。他自己那年龄应该是属于高晓松那代人，却被现在这些孩子好像在接受。

　　金兆钧：这可能说明校园文化有他相对的特性。我说卢庚戌可能现在不是一下子就大红大紫，不像高晓松写《同桌的你》一样，那时候一下子就切中当时那代人现在的感觉，像《蝴蝶花》呀他这样的作品，相对现在的孩子来讲，我觉得深了一点。因为现在孩子活得更简单更透明。但是现在孩子生活的经历又要比前几代快得多了，比高晓松那一代都快得多了。他们可能上大一就开始做生意，就可能安排自己的生活，要独立租房要什么什么，尽管幼稚，但是这些他前代的人想都想不到，办都办不到。这种时候可能他觉得冲突更多，他受的挫折打击会很大。

　　记者：那对他们来说，卢庚戌的歌声有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金兆钧：我觉得其实不是卢庚戌的歌声，他作品的强度都不太够强，很重要的作用是，他那种人的状态可能对年轻人的影响比较直接。他们会想：啊，居然有这么种人。因为年轻人最爱看不起比自个儿岁数大的人，但他却容易震惊于年龄比他还大的人能做出他做不到的事儿。比如卢庚戌那种“这6年我就唱歌”，这个事实对他是直接的触动，然后他再去听他的歌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的。你要是就给他，这是一个歌手的歌，他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他要了解有这么个人，就像当年我们听崔健一样，我们当时的第一感受，这小子多大，不比我小几岁呀，怎么人家能这样我不能。就这么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受。非但影响我们那一代人，比我们大的他都影响：“这不就是我们想说的话，我们怎么就没敢说呢？”就这么回事。一无所有，一个成语，让他变成了时代符号。每一代人代言人的位置是这么决定的。

　　1994年1995年以后社会发展的速度更快，物质上相对更顺一点，那种自由度、宽松度更好一点。但同时，社会焦虑度越来越高。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中国人，无论是各种文化角度上，严肃的文化，比较流行化的文化里边，实际上都更需要一种比较朴实、真实的状态和态度。它会有效地抵抗、抵销一点由于中国发展社会转型变化过大而带来的消极情绪。这样一来，这个东西它就变成有价值。我不敢说别的价值，起码有文化价值。

　　没有人能讨所有人喜欢

　　记者：有一种说法，说“卢庚戌是理想主义在学生中的延续”，是个“只要有所坚持就会有所收获”的范本。

　　金兆钧：应当是这样。不过不用说这么具体，“人生原来可以如此执着”就可以了。很多听他歌的人，学生比较多，包括那些刚毕业的，听他的歌能有个感觉，就是说坚持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可以了。现在是个“满街余永泽，遍地甫志高”的时代，一个集体想要当叛徒的时代。能放弃全放弃，大家都着急。可那不着急的人，就站得稳一点。其实，着急也没用，踏实做自己的事情，你总会做成。要不这个社会也不可能存在。

　　记者：卢庚戌对学生有意义，对老百姓没什么意义吧？老百姓不听他的东西。

　　金兆钧：我觉得这跟旋律有关系，他这种音乐风格既不是最新的新潮舞曲，也不是那种老百姓唱的郎当调。没有人能讨所有人喜欢。1988年的时候，西北风为什么很快就完蛋，就是因为它得到全社会共鸣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卢庚戌：1970年生。1989年以辽宁省营口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建筑系，年底开始痴迷校园音乐。1994年毕业，旋即辞职一心唱歌。同年，创作的《蝴蝶花》开始在学生中传唱。2000年初成为喜洋洋公司签约歌手，年中出版专辑《未来的未来》。

　　金兆钧：乐评人。1986年入中国音协。现为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