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已获多项提名的《卧虎藏龙》和它的导演李安在星光大道的最后几步不出大的破绽，华语影坛的武林高手在近一两年间几乎将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奖项“打通关”。

　　有人说本月揭晓的“奥斯卡”很可能让中国影迷看透迷惑我们多年的西方梦工场的最后一个魔法，而2001年的华语影坛一眼望去也满是盛世繁华。

　　当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无论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还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都与他们的巅峰之作大相径庭，而一举赢得两粒“金球”的《卧虎藏龙》只有拿到好莱坞，重新用英语配音后才看不出它的敷衍成篇。

　　这些连创作者都对其不抱太大野心的作品频频夺得国际大奖，最重要的影响是让中国观众特别是年轻的电影人从此面对文化的西方不再紧张。

　　好在我们的导演们还是诚实的，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李安说，“很难想象我的同事们是怎样忍受的，他们和《卧虎藏龙》让我度过了我的中年危机。”

　　如果他指涉的时间还是创作意义上的，那么看看有卖弄感觉花样之嫌的王家卫，以及差强人意的《幸福时光》，甚或破绽百出的《荆轲刺秦王》，这也许正是我们百思不解的真相。

　　“中年危机”的一大表征就是创作上的不自信。于是有了陈凯歌前后两版的《刺秦》，有了张艺谋关于“幸福”的两种结尾，于是李安在戛纳选择的姿态是昙花一现而不是独占花魁。于是在苛刻的批评者眼里，他们的新电影“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我们注意到几位著名电影人不约而同地回到记忆的过往，用心灵深处最厚实的部分给自己进补。

　　《花样年华》是再现60年代香港的孩提记忆的，《我的父亲母亲》是追溯中国乡村社会曾经存在的纯真年代的，而《卧虎藏龙》则据说是为了达成李安的童年梦想。这多像一个叫董桥的描述过的中年时光呀，因为只会感慨不会感动，所以“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等着或许还能从中榨几滴希望。

　　奇斯洛夫斯基曾把创作者精神层面的这种“中年危机”描述为“他们在某个时刻，突然失去了某样东西———某种个人化的想像力、智慧或叙事的方式”，好在这种失却并非无法挽回，所以是危机而不是悲剧。(邵延枫)